应该偕同原报人马上晋见上级，当面提出口头报告，请示上级作出今后的进行步骤，才合乎
情理。不过有一点则必须说清楚，所谓的「有据」，指的是真凭实据，试想，像这种事情，
如欲取得真凭实据，那又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
以上说的是「作业」，只不过是一项假定，实际上根木没有产生这样的情况。
总括我们几个人谈论的结果，就我们所知道的，当时军统局所属的各单位，包括重庆地
区以及上海、香港各情报组织在内，没有任何一个单位乃至个人获致汪精卫有关通敌叛国的
任何消息；就连我们的最高负责人戴雨农先生和郑介民先生，相信他们也都毫不知情。除了
我们几个人在河内谈论的之外，后来笔者个人也曾问过其时局本部主管情报的老朋友们，他
们也说从未收到过此类的报告。再进一步说，绝没有见到此类情报后，因情节重大而不敢遽
下判断，乃致予以搁置的情事。
事实非常明显，如果事先知悉汪精卫有了勾结日本的活动，甚且通谋敌国已见诸行为的
话，那么其后所写下的一切史迹也就完全不同了。
接着再说汪精卫之脱离重庆。这不是我们在河内的几个人私下谈论所及的，为了便于读
者了解，也无妨后话先说：
据曾任职于中国航空局的王云孙兄（笔者在二十二、三年任「北平站」站长时，王云孙
兄是「北平站」的书记，已在台湾去世多年。云孙兄是否在「重庆航空检查所」另有兼职，
我不清楚，可是他和「航检所」的人却是相熟的，且有工作上的联系。）生前告诉我说过，
大意谓：
「对于像汪精卫这么地位高的人，在通常情况下，他的行止是不会受到干预的，我们事
先既未奉到任何指示或有关事项的提示；事后也没有追究责任的举动，至于说到检讨，那只
是将经过情形加以整理作成纪录而已。
「记得是在十二月十八日上午九时光景，先是陈璧君偕同曾仲鸣及另外不知姓名的两个
人，共四人一行，到达珊瑚坝飞机场，汪精卫并未同来，事后想想，这当然是有意的安排，
不过，在局外人看来，先来后到平常事，并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
「陈璧君在候机楼中，不时的朝外瞭望，一会儿低头和曾仲鸣交头接耳说几句，一会儿
又指手画脚的像似在调排什么，看样子显得好心急，猜上去当然是为了期待汪卫卫早一点来。
「在飞机起飞前几分钟，汪精卫才由一名侍卫人员陪同赶到。原本预定起飞的时间已到，
该起飞了，不知什么原故，却又延迟了好几分钟，是加油？是机件故障？还是等候另外的要
人？始终未明究竟。
「在等候起飞尚未登机的这段时间中，陈璧君依然相当活跃的和熟人招呼，而汪精卫则
格外沉着，且大踱其方步。听说陈璧君对机场的管理人员（不是航验人员）扬言，他们是陪
同汪先生去成都中央军校作一次讲演，停留一天就回来。
「汪等此行，一共有六个人，在机场里面前后停留了半个小时以上，在这段时间内，如
果稍为有点风声的话，无论作任何措置，就算辗转分层的向上级请示，都还来得及，可是谁
也没有这么做，因为谁也料不到他们暗中有鬼。所以汪精卫他们一行六人，就这么顺顺当当
的飞离重庆了。」
以上这段话的大意如此，是王云孙兄当时亲眼目睹的实况，虽然隔了几年才谈起，我想
总不致离题太远。
就是因为汪某在毫无阻拦的情况下轻易离去，所以到后来才有「故意放行」的传说。不
仅是说说而已，其形之于笔墨而见之于书刊者亦复不少，例如金雄白用朱子家笔名所写的有
云：
「……而事实上汪氏之行将离渝，不仅参与密议之周佛海等均知其事，汪氏亦且并不讳
隐，汪宅上上下下的人，都知道汪氏因主和而有离渝的计划。
「一直等到十二月中旬，他就决定趁机于十八日启程。清晨汪氏还为家中佣人老宋、阿
王等讲了一次话，最后再说明他的态度，并征求各人去留的意见，所有全宅的下人连潘俊、
阿六等，都表示仍愿跟随为汪氏继续服务，于是其秘书佣仆等匆匆携带了行李，分乘了四辆
汽车，循公路出发，先汪而径赴河内。
「汪的出走，事先既并不秘密，定机票且还在两周之前，交通部中除彭学沛（交通部次
长）而外，岂无他人知之？他人知之，如汪氏这样一个重要人物，又安有不向当局报告之理？
机场上军警密布，汪的出现，众日共睹，如当局格其成行，则只需一个电报，三小时的飞行
中，仍可以令原机折回。在昆明的二十四小时中，且可以令龙云扣留。为什么在那样的充裕
时间中，竟会一无动作呢？
「此外另有一个旁证，汪氏在离渝前曾对陈公博说过：『我在重庆主和，人家必误会以
为是政府的主张，这是于政府不利的。我若离开重庆，则是我个人的主张。如交涉有好的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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