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如此，到处所见大都一样。底下光脚不穿袜子，拖一双露着脚后跟的高跟鞋，走起路来，
果然是摇曳生姿。阮小姐和魏春风无论是并肩而立，或挽手而行，怎么看也是璧人一双。
笔者有意无意的问魏春风：「你和阮小姐认识多久了，你们现在已经到了什么程度，是
刚刚开始交朋友，或是进展到谈恋爱，会不会可以论嫁娶了？」魏春风倒也爽气，他说：「我
们从小就在一起，如果我能有一份固定的职业，早就该当结婚了。」这且不去说它，我之所
以有此一问，并不在于闲话家常，是想藉此了解魏、阮二人的关系，看看魏春风对阮小姐究
竟有多大的影响力罢了。因为极待展开的河内工作，很需要像阮小姐这样的人，作为掩护，
以便利于我们的活动，现在旣已知道他们的关系足够，那就再好没有了。
之后，阮小姐虽不曾参加我们的工作，可是由于魏春风的掌握以及鲁翘的指导，她在侦
察掩护各方面，的确给予我们很多助力。
以上这一连串的人事关系，全都是从徐先生那里发展来的，这还只限于和笔者有过直接
接触的三、四个人。此外，徐先生和魏春风又各自拥有他们的运用关系，其人为谁，笔者可
就说不上来了。并非忘记，在当时就未加深问。
有件事也要附此一提：自从汪精卫自重庆出走后，我党政军所属各个情报治安单位，很
可能受到一次或数次的严格检讨，由于笔者职务上的感应，各方面的情报部署都加强了，而
事实上也的确较前有所进步。至于是否有一个「联络中心」或「联合会报」之类的协调组织，
作为整体的联系与合作分工，不得而知。不过，照笔者的推想，可能没有，卽使有，也没有
产生理想中的作用。
（二）奉命查证汪氏是否卽将离开河内
当我们接受任务之初，眞不知道汪精卫确实住在什么地方。得来的情报资料，因为不具
基本了解，所以也无从加以判断。有人说他是隐居在一个无名的小岛上；也有人说他在铁路
饭店或大陆饭店辟有房间，而河内的大饭店却都是用外文标示名称的，一时也无从寻起。此
外，河内也有华侨经营的中小型旅馆，那都是中国式的，不是佛照楼，就是海陆通，查遍了
各处，挂中文招牌的旅馆中，没有一家叫做「铁路」及「大陆」的，而汪某也绝不会在这种
地方。又听说汪某到了河内之后，就寄居在朋友家里，所谓的朋友又是谁，也弄不清楚；再
查，说是姓朱，一说是先烈朱执信的旧居，一说是亡友朱培德的别业，像这种有头无尾的消
息，怎么能确定汪某到底住在那里？连住在那里都弄不明白，还谈什么「监视」。
再说「侦察」，光做表面文章，毫无用场，有时候会导入歧途，因而偾事。侦察贵乎能
以深入；深入的意思，就是顶好能够「打入」到对方的内部，如若办不到，也必须要有可靠
的路线，否则都会构成失败的因素。
就在这个一筹莫展的时候，戴先生自重庆打电报来，电文早已记不得了，大意是：「据
报，汪某卽将离越赴港转日，或径行去欧，是否有此迹象，速卽查报，并希妥为布置为盼。」
这可怎么办！适才提到过，我们连汪某的边都还没有摸到，又何从查复？苦在旣不能对上级
实话实说，也不敢随便乱说，可又不能不复，太为难了。笔者曾就此事约集方炳西、余乐醒、
岑家焯、王鲁翘等大家会商，可是谁也提不出具体意见解决此一现实问题，何况这是刻不容
缓的事，马上就要有答案，我们几个都懂得，除非已经有了现成的工作路线、可资循迹查察
之外，别无其它途径。像这么重要的事，能够光凭道听途说据以回复吗？
这是自我参加工作以来，第一次遭遇到的最大困难，以往，类似的情形不是没有，可是
都有办法予以克服，惟独这一次，在无可如何中，我只有决定暂时不覆。「暂时」只表示略
微的延后，或者说不是「立刻」的意思。在我们处理事务的原则中，有问必有答，绝不容许
拖拖拉拉，借故搪塞，甚或搁置不理；像这么要紧的事，那里可以不了了之。在我预定的「暂
时」，暗忖设限四十八小时以内，如果超过这个时间仍然得不到具体答案，届时也只好据实
陈明了。
万一在这个自拟的时限内，汪精卫离开了河内，那时会产生一种什么后果？我心里揣度：
上级可能谅解我们人手不齐，部署未周，予以申斥后，再视事态之发展而定今后的工作步骤。
假如汪某已经去了香港，除了将主要任务交赋驻在香港的单位接替之外，也许从我们几个人
中指定一两个跟踪到香港去；若是去了欧洲，大概就会告一段落，暂作罢休，不再追究责任；
万一汪某到了日本，监视他行踪的作用完全消失，那就不同了，我们将会调回重庆，个别加
以检讨，这当然以笔者的责任最重，实际上也应该由笔者负起全部责任。在臆断中，届时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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