乏信心，旣不知拥护他的主张，亦不能和他共同进退；其实汪先生不问他提议手续之是否合
理，只怪中央的处分不当，是难得同志同情的，且和议主张，除陈公博、周佛海等几个人，
在他离开重庆之前，简直无人知道，又如何可以强人信服呢？」
以上「用五」先生所记，笔者认为可信，如用处理情报的方法加以研判，一样的确实可
靠。从另一角度看，也比官方纪录客观。
基于上列各项事实──我们在河内所获悉的和重庆各方面所透露的──就不难看出，此
际（二十八年元月中至二月底）的情势是：中央方面很希望汪某能于早日离开河内转赴欧洲，
并打销他的谈和之议，先「安分」一段时期再说，以免多生事非，而影响了抗战前途。在汪
精卫这方面，他内心虽有意接受劝告离此他往，但在口头上却依然咬得很紧而坚持他的和议
主张，但在实际行为上，是处于踟蹰与彷徨之中，颇有说不出、道不明之苦。这又为什么？
最大的因素有二：一是来自日本，一是床头絮语。
二十八年一月四日，日本近卫内阁垮台，继任的首相是平沼骐一郎，此人乃所谓国粹派
首领，与汪派主和的一些人物，均无渊源，一时之间，汪某顿失凭借。而往返于日本、香港、
河内之间的日本「议和」者如影佐祯昭等，也由于来自国内的音信杳然，也不得不回国请示。
于是吊在河内的汪精卫，则大有被遗弃之感。有的说，日本新内阁正忙于调整它的内外政策；
也有的说，这是日本人对付汪某的一种手法，故意的不去理会他，这无妨比喻为买卖交易中
的「杀价」，或者形容为「欲擒故纵」。
写完了这一段，笔者个人又有感触，考虑了一下，还是说出来比较好，如果我不说，相
信就没有人可以说了；一来是局外人将无从说起，再其次也的确无可置评。
说起来眞有几分惭愧，在本书第二节汪精卫如何脱离重庆出走的那一段中，也曾明白交
代，汪的出走，绝不是政府当局有所纵容，确实是因为未加防范所致，其所以不予防范，是
因为他在党国的资格太老了，身份地位太显赫了，谁也料不到，他竟在暗中早已与敌方有了
勾搭。在上文中，笔者说过，这是情报活动的一大败着，也是一个「盲点」，不仅仅军统局
一个单位如此，相信所有负有情报搜集责任的其它单位，也都一样，此中包括专事国际情报
由王芄生主持的「国际问题研究所」在内。
前文中没有提到的，在这里应该再补充两句，想是有其必要：抗战初期在重庆，大家都
认识到团结一致的重要，也只有一心一德、同舟共济才能应付当时的艰苦局面，所以根本就
没有「防贼」之心，特别是「家贼」。其反映于事实上的，就是汪派一帮人鬼祟行径虽不甚
严密，可是情治单位根本就不去注意他们的活动，也可以说是当局从未下达此类的指示，因
而他才毫无拦阻的离开了重庆。说得更清楚一点，当时如果有人监视他的行动，就不会有以
后的那些事故了。
再说到我们奉戴雨农先生之命调派到河内工作后的一段短时期中，虽奉令监视汪某的行
动，并搜集有关汪派的活动；可是这两样事，我们一样都没有做到家，除了前文说过的之外，
其最可笑的一件事，就连重庆派来与汪某洽谈的人是谁都不知道，至于来人中有谷正鼎先生
等等，那都是在其它资料中看来的。更令人发噱的，是重庆来的人可以找到汪的落脚之处，
并和他直接见面与之接谈，而我们身负秘密任务奉命监视他的人，却不知道他在那里，眞是
滑天下之大稽。这如果不是笔者道出，谁会相信！
还有一节，笔者在早年也不理解，事至今日，才算约略的懂得了一点；有人问，为什么
一方面要派人监视他，而另一方面又派人劝说他，而这两方面却是相互隔离，其间竟毫无联
系！这倒也简单，监视他的属于情报活动，明说就是特务工作；劝说他的可视为政治运用，
应列入现代的「政战」范围，两者各司其事，再由上峯提纲操纵以总其成。进一步解释，这
里面还分有高下明暗的层次，干特务工作的是基层，也是下层，是暗的；从事政治运用的，
较为高级，可名之曰中上层，是明的；然后才是发号施令的高阶层。
就事论事，那个时代有些个事务，还没有制度化，像前面所说的这段故事，也近乎各干
各的；不过，汪精卫的这桩公案，史无前例，到底应该怎样处理，相信谁也没有一个准主意，
所以还有待于事态之发展。于此看来，情报工作可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笔者说一句马后炮的话，如果当时我们情报能够深入了解汪某正处于进退失据的困境
中，再加上各类性质不同的工作单位举措协调得法，对处理汪某一事，到后来很可能就会产
生不同的结果。而事实上据笔者推算，到了重庆派人到河内对汪精卫进行说服工作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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