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分裂的局面。十一月十八日他到了上海，十二月二日在蒋公官邸举行会议，反复磋商，颇
有成说。不料十二月十一日共产党徒叶挺、贺龙又发动了广州大暴动，汪的声望因而受到严
重打击，各方严词谴责，骂他是两面三刀的阴谋家，甚至指为祸首，汪无地自容，于十七日
又偕曾仲鸣出国去了。
后此数年，又经了几番风雨，直到民国二十一年他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主政中枢，
才与委员长蒋公再度合作，共同担负安内攘外的大任。二十四年十二月，在南京被刺出国。
二十五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发生后，复回南京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二十七年全面抗战进入第
二年，他当选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他竟经不起考验，忽于是年底离抗战阵营，
离渝出走，倡议和平，最后且投入日本军阀的怀抱，潜赴南京组织了傀儡政权，终于落得身
名裂，抱愧而死。
（三）纵有百功不能掩此一眚
「九州铸铁真成错，青史无从覆旧棋。」汪精卫奋斗一生，到了盖棺论定，却因晚节有
亏，成为国家罪人，历史上的失败者，有人为他惋惜，有人骂他死有余辜；但无论怎么说，
大错已经铸成，是非功罪昭昭在人心目，后世史家纵使再加研考了以重估，也是绝对不能替
他开脱的了。
他所有已往的反反复覆，恩恩怨怨，为了负气也罢，为了争权也罢，都可以不必深论，
他的最大罪恶，就是不该变节投敌！而所以导致这一罪恶的因素，则是由于许多个重大错误
累积的总和─也就是必然的一个结果。「一着错，满盘皆落索。」自己要死，谁也救不了。
以下就试行分析他所犯的几个重大错误：
一、失败主义的种根
前面已经说过，汪的先天性格是个富于感情而缺乏理智的人。因之他的心理有欠平衡，
意志力尤其脆弱。在当时我国最高领导人物中，他是最容易患「政治病」的一个。他每每惹
了麻烦或受到一点打击，便会负气出走，往往要再三敦促，这才施施然回来。就这样他乔张
作致，投机取巧惯了，自以为非他不可，却又充满了挫折感，失败主义随在他的意识中生了
根。据用五先生日记中所载，早在二十六年十一月全面抗战的初期，汪在南京陵园西路二○
七号官邸中告诉陈璧君和他的亲信说：「从前域池失守，大家都要身殉，才合最高道德标准。
现在观念不同了，我仍愿留此有用之身，为国家效力。」对抗战毫无信心，标准的失败主义
者口脗，同时己经透露了他将意欲何为。十二月十三日南京陷落，他更悲观了。二十七年三
月二日，用五先生是这样写的：「下午六时，陪铸秋到一德路九号见汪先生。将近一月未见，
他憔悴苍老了许，看来十分疲倦，谈话也没气力，……汪先生一面听一面摇头，最后叹息道：
「茫茫前途，不知要变成什么样子！」他对抗战似乎完全失去了信心，悲观消极也到了极点
了。」这时汪已迁到汉口，我方军事上的失利，使得这个失败主义者不但信心动摇，而且已
经接近崩溃了。八月初汪已随政府迁到重庆。八月十八日用五先生又写：「今日下午到上清
寺对面小山上的新洋房里见汪先生。那里面临川江，风景甚好。汪先生由汉口到宜昌，转坐
小兵轮到重庆……。」二十八日又写道：「下午三时见汪先生，忽赠最近大型照片一帧，并提
笔签名其上，不解有何用意。晚间平群兄和未婚妻康小姐请宴，汪先生亦参加，饮酒甚豪，
似亦有些反常。」可见用五先生毕竟是聪明的，而且也被汪视为外围亲信之一，可是他还摸
不清这时的汪已与日方接洽妥当，就要离开重庆出走河内，公然去投敌了。十二月二十七日
的日记：「据乃光兄谈，陈树人说，汪先生出走有两大原因：一是共党问题；又一是对日和
谈问题；陈树人对汪先生出走的内幕知道多少，虽属疑问，但汪先生对抗战悲观和主张对日
和谈，则确是由来已久的，政府尚在南京的时候，汪公馆里便已充满了悲观失败的空气，汪
夫人和他们的儿女，在言谈中，对于抗战即时常采取讥嘲讽刺的态度，汪先生对于他们的说
话，似乎也表示同意。例如战事失利，报纸不说败退而说转进，便是汪公馆里取笑的资料。」
由此可证，汪公馆里自汪精卫、陈璧君以下，一门都是失败主义者，这种观念和心态上的严
重错误，早已深入膏肓，能原恕他吗？不走上投敌这条路又让他们到何处去！
二、「党纪先生」违党犯纪
远在民国十六年，汪以维护党纪为理由，反对清党，他包庇共产党，并和共产党一鼻孔
出气。此后对一切党事的主张，凡是与他自己不利的，无不拿「维护党纪」作护身符。因此
他也就得了一个「党纪先生」的称号。当然，党纪的尊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可是在汪的
身上已经变质为一种利己的工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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