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并不是全班领袖，除了带领全班同学进入教室，或列队站在排头之外，也和别的学校一
样，我还是全体同学公推的班长。早晚两次点名；向队长报告人数的是我；每逢上课，教官
来去喊口令起立坐下的也是我。我坐的位置是最接近讲台的一张桌子，也是一进教室第一眼
就看到的地方，想偷懒都不成。
这仅是表面的，在暗底下，我还另有任务。临开训的前几天，戴雨农先生嘱咐我，必须
切切实实的做到一件事：那就是在受训期间的头三个月，必须把每一个同学的思想、言论和
一切该当注意约有关事项，写成记录，秘密的提供给他参考，而且不能被其它同学知道。当
时约定，他会指派和我相识的副官贾金南，每星期一、三、五前来收取一次。
戴雨农先生又补充说：「万一班上发生紧要事故，可以到教务组联络郑介民或岑家焯两
同志，立刻打电话给我。」戴先生所指的「紧要事故」不明白是那一类的事故？我很奇怪，
如果有一天真的发生此类情况，报告郑介民先生转告给他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还要通过郑
先生的关系；也就是得到郑先生的许可，准我向外打电话，再直接报告他呢？这些，我都不
甚了了，或许，戴先生自有用意，因为他一向不愿意人家多问他，就是问他，有时他也会用
沉默作为回答。
开训后，我照他的意思为调查报告。可是一开始就遇到一个小小的难题，因为班里发给
我们的笔记簿，原就不够用，每一本上扯下一两页，还显不出来，扯多几张万一被发觉了说
不定会惹出麻烦来。除了取材于笔记簿之外，可贝不容易找到足以应用的空白纸张。后来还
是报告了戴先生，由来人贾金南带进两本航空信纸才算解决。这虽是小事一端，可见无论什
么事设想不周总是不成。
我们的生活作息，原就排得紧紧的，其间很少有空隙。我又是班长，每天还要填写很多
例报的表格，想再抽出点时间写东西，实在大非易事。不知动了多少脑筋，也只能偷偷摸摸、
零零碎碎的写一点算一点了。
试想，除我之外，全班二十九人，依照戴先生提示的项目，就是简明扼要的写，每一个
人少则三两百字，多达六七百字不等，平均计算全部加起来，总在一万五千字上下，何况这
又不是做文章，可以任意发挥一番，就能交卷的。对于写这种报告，既不能草率从事，也不
敢稍存半点私心。因为我深切的理解到：一字褒贬，就足以影响到某人的远大前程，所以应
当落笔谨慎，冀求能以一秉公正。
做一个学员，平日的功课已经相当吃重；当上班长，又比一般同学多了不少负担；再要
写这份调查报告，那更是疲于奔命了。可是为了对在训同学有个充份的了解，势必还要和每
一个同学多接近，求得好感，而且不露痕迹，这实在是大不简单了。就这样，三个月下来，
把我折腾得半死，如果不是年轻气盛，求好心切，恐怕真顶不住。
写调查报告的事情进行的并不完全合乎理想，其中还有一段插曲：因为我常常一个人，
在应该休息的时候，不回到寝室去休息，反而留在教室里埋头写东西，可是又不像是整理笔
记或做功课，所以引起了李队长的注意，他虽然没有正面的质询过我，可是一直盯看我不放
松。这么一来，我可没有办法了。后来还是写了一张小纸条，据实报告了戴先生，这才解除
了对我的监视。像这种情况，用情报工作的观点来说，就算是暴露了身份。
再说，受训期间与同学们相处，大致说来，堪称一团和气，其主要的因素，是大家没有
利害冲突，再加上毫无空余的时间，就是有点个人间的小别扭，因格于环境，也磨擦不起来。
还有一层，也无妨自我标榜一番：我旣然是公推的班长，不说表率羣伦，装模作样也得端正
自己。幸而平日考绩列为甲等，一般的实习测验又很少出洋相，因而同学们对我都还不错，
所以在有形无形之间，也产生了一点调和作用。
最重要的也是最现实的，我除了在接受训练这方面和其它同学机会均等外，在生活待遇
方面，也和同学们完全一样。虽然我是领班，又和主持训练的戴雨农先生有私人关系，可是
并没有任何的特权。不管人家的想法如何，以及背后的批评又如何，我心里坦然得很，也是
我觉得最硬气的地方。
六个月，很快就要消逝了。结业前，每个同学照规定填了一张工作志愿书，其中有一栏
是工作地点，也就是将来希望派到什么地点去工作。我填到此处，毫不犹豫约写出了杭州二
字，这不是临时决定，老早就一心向往了。
戴先生为了这一点，曾特地询问过我，他重视的是我在杭州有没有特殊的工作路线，或
是有什么预期的构想。当时，窘得我一时回答不出来。其真正的原因，是属于潜意识的，因
为我祖籍杭州，一个人，尤其是思想半新不旧的人，总免不了存有传统的宗法观念，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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