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受了点「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吸引，其实，这都与工作无关。
结业那天，举行简单仪式，领袖三度莅临训话，语多勉励。除了正副班主任以下教职员
全部到齐外，又比前两次多了几位全副武装、配带整齐的高阶人物，我不认识他们都是谁。
据说，这些高级军官与军事委员会于本年九月间，新设立的「调查统计局」有职务上的关系。
这里所提到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也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军统」。可是实际上
的「军统」，笔者拙它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此刻的「军统」，应是「早期的军统」，因为当时
在军统局之下分为三处，戴雨农先生负责的只是其中的一处，也就是「第二处」。到了抗战
后的民国二十七年，「调查统计局」改组，由贺耀组挂名任局长，戴笠以副局长身份主持全
局工作，这才是正式的「军统」。以此为基础，几经更名演变，虽然「系统」已不存在，但
它的工作精神封延续到今天。这就是现在的「国防部情报局」。
当天晚上，全体聚餐，正副班主任均未参加，由戴雨农先生代表主持一切。聚餐已毕，
在班本部办公室内作个别谈话，则由戴雨农先生、郑介民先生分别召谈。最后一名才轮到我
和戴先生谈话，他特别嘉勉了几句，并约我第二天上午到鸡鹅巷五十三号一叙。
此刻，我和戴雨农相识，恰好一年。从此之后，我们是工作上的伙伴，在僚属关系上，
他是我的上司，我是他的部下。
工作分发，戴先生并未考虑我想去杭州的志愿，戴先生已决定派我到北平去建立工作。
提到北平，是我的第二故乡，生于斯，长于斯，应该比杭州更亲切，心里当然很乐意。同行
的，也就是一齐派遣的，还有我们在一起同时受训的杨英和戚南谱二人。虽然指定由我负责，
在那个时候，还没有一定的编制，所以并没有明确规定我就是三人行中的「组长」。
记得很清楚，任何书面的东西都没有，派什么工作，负什么使命，单凭戴先生的一句话
而定。他如果另外写一张条子的话，也只是交给管理人事的部门作为登记之用，当事者也未
必看得见那张条子上，写的是什么。我就是这样「无凭无据」的参加了「特务工作」。
憋在心里的一句话，有一次我终于开口问过戴先生，我说：「我已经加入了『革命军人
同志会』，戴先生你早已知道了吧？」戴先生正面回答说？「是黄剑秋兄提名介绍的，他已
经告诉过我了。」我这才明了原来是剑秋兄介绍的，可是他从来都没有对我提到过这件事。
我又问戴先生「我们的工作，与『军会』之间的关系如何？是一件事？还是两回事？」
他沉默了半天也不说什么，再过了一会，才说：「将来你总会了解的」这么一句不着边际的
话。在当时我心里非常不痛快，我认为有问有答，他应该向我解释明白才合乎情理。到后来
才谅解到，因为其中有「力行社」这一层关系，而我仅是「力行社」之下的一名「会员」，
在组织上应对我保密，所以他无法和我说明。
出发之前，戴先生又为我个人举行了一次饯别聚会，主要的还在介绍几位主管内勤的同
志认识，在座约有徐为彬、林桓、张衮甫诸兄。宴罢，戴先生赠送一枝勃朗宁手枪给我。那
枝枪又短又粗，大口径，识别不出是什么厂牌，有的说是意大利制造。他把手枪拿给我的时
候，又强调一句说，这是私人赠与作为纪念的，希望能长远保存。谁料得到这枝枪真个是「一
鸣惊人」、「不同凡响」，在初试啼声中，竟然派上了大用场。
查考年代和确切时间，受训完毕、派遣出发，应在民国二十一年十一月至十二月间。
写到这里，无妨重复前文谈一谈有关「军统局」和「力行社」的真相。过去，一般传说
很多，不但外界弄不明白，就连一些参与组织的人，也未必分辨得清清楚楚，以下先作一个
概括性的解释，详细的内情，将在「英雄无名」全书各部中，再作实况的反映。
二十一年三月「力行社」成立于南京。同年四月一日组成由戴笠主持之「特务处」。有
一段时间也称为「第六处」，其后，在文书资料就看不到「第六处」这个名称了。
二十一年三月，国民政府设军事委员会，同年九月，在军事委员会之下，设立「调查统
计局」，简称「军统局」。此一机构，并不公开，所以外间很少知道，戴笠被任为该局「第二
处」处长。
表面上看，「力行社」所属的「特务处」和「军统局」所属的「第二处」虽隶属不同，
但在实际上却是一体的两面。比如说，两处只有一个办公场所，「特务处」之下的「情报科」
也就是「第二处」之下的「情报科」等。
由二十一年起始至戴雨农先生于三十五年逝世，乃至戴先生去世若干年后，由他领导、
创始的「特务工作」，无可讳言的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系统」。此一系统，在中国政坛上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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