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更进一步的方法」。汪氏一再声言和平运动主旨，是在扩大和组织民家对和平的要求和
力量，从而促使重庆政府转换抗日政策，并不是要另外成立政府。
汪氏在越南当局谅解和越南保安局员护卫之下，于四月二十五日从加特巴岛乘法国轮船
出发，二十八日夕刻，在拜亚士湾东北方换乘了北光丸，经由台湾基隆，五月八日抵达上海
虹口码头。
在这里，应孩把汪氏那时的想法，叙述一下：
「原来的和平运动计划，是准备以国民党员为中心组织一个和平团体，用言论来指摘重
庆抗日理论的错误。宣扬和平是救中国、救东亚的唯一方法。逐步地扩大和平阵营，企图使
重庆转变方向。但是详细考虑之下，单凭言论来使重庆政府转向是极其困难的事。因为和平
论固然是为了爱中国，抗日论更是由于爱国精神的激发。但是和平论与卖国论也最易混淆，
很难得到一般人的谅解；反之抗日论容易获得人们的同情，这就只有靠日本公正无私的行动
才能证明和平论的正确。不错，近卫望明如果能够十足兑现，重庆政府的抗日理论会失去根
据，甚至会顺从舆论，倾向和平。但是，问题在怎样实现近卫声明。是不是应该改变原来的
和平计划，除以言论督促重庆觉悟之外，建立一个和平政府；从事实上证明中日合作的效果，
来唤起民家舆论加速和平的实现呢？当然，这个和平政府的建立不是以打倒重庆政府为目
的，只是为了中止抗战，促进和平，即使和平政府为必要而备有军队，也决不是来与重庆为
敌。如果一旦和平实现，不论是否双方政府合并，或者采取其它形式，我（汪氏）决不过问，
断然引咎下野，以明心迹。」
总之，我确信汪氏的想法，是在建立一个和平政府，以为与日本和平的示范作用，用事
实来证明和平论的正确，使一般民家和重庆政府由倾向和平而导致全面和平。尽管新政府成
立后，表面上暂时是与重庆政府相对立的，中国形成了和平和抗战两个阵营，但是结果是会
合并的，也只有两者合并才能实现全面和平。这是汪氏和平运动的指导原理。
昭和十五年（一九四○年）一月十六日，汪氏的和平通电中说：「望蒋先生以国家民生
为重……与日本停战言和，……兆铭与同志等必当与先生戮力同心，以促全国和平之实
现……。」这可见汪氏的心境的一斑。
这以后，汪精卫与日本政府间，有好长一段时间在讨价还价，一直到二十九年的六月中
旬，才算有了点头绪，可没有完全敲定。关于汪与日方的交易谈判经过，照影佐祯昭所记的
「汪精卫为什么要建立政权」中，有一段是这样的：
这一年六月初旬，汪氏偕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董道宁等人，由日方的矢野、清水
两个外务省书记官，犬养健和我，陪同由上海飞到了东京。汪氏一到东京，即与平沼首相会
见。平沼首先力言中日在道义上有合作的必要，然后对汪氏挺身努力解决事变的热情表示敬
意。汪氏答称，为了中日两国长此相争的无意义，因而决心努力和平。汪氏认为日本方面对
解决事理，不外下述三种方法：一、坚决采取以重庆政府为对象，进行和平的方针；二、或
在国民党之外，找寻在野有志之士为对象，讲究和平方策；三、不然就是不问在朝在野，不
论是否国民党，只要是为了两国的前途而赞成和平的人，大家一起来进行和平，解决事变。
汪氏说：如果日本方面认为第三种方法是适当的话，他有决心作为建立和平政府的中心；竭
力来达成和平的目的。平沼首相当表示现内阁坚持继承近卫声明的精神，赞成汪氏的意见，
只要汪氏有这样的决心，日本方面当绝对的协助。
六月十五日，板垣陆相承平沼首相之命，申述日方的希望和汪氏交换了意见。板垣在会
谈中为了避免干涉中国内政的印象，措辞上格外慎重。当时双方会谈的要点是：
一、板垣问：「过去一国一党主义的弊害，可否藉这个机会来清算一下？」汪氏对这点
表示赞成，并且说这次组织政府，当网罗国民党以外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派的人士来参加。
二、板垣提议：「临时和维新两个既成政府的人士，已经忍受了许多徘谤来努力中日和
平，如果一旦全部取消，在日方觉得过意不去。可否把临时政府改为政务委员会，维新政府
改为经济委员会，作为局部处理中日关系事项的机构。」汪氏说：「华北远隔南京，设立一个
政务委员会，在某种程度的政务交其办理固无不可，但是华中没有设立这样机构的必要。不
过对原来维新政府的人士，自当考虑予以安插。」
三、板垣说：「三民主义中的民族、民生主义，许多人解释以为这就是容共抗日主义。
当然，这不是孙中山先生的意思。这次是否可以把这点加以修正，明确地表明中日共同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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