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的态度？」汪氏对这点完全表示同意。
四、板垣说：「许多日本人解释青天白日旗是抗日的标帜，同时日本军队在军事行动上，
如果和平政府及其军队和抗日政府一样都用青天白日旗，难免发生意外的情事，作为一个实
际问题，可否加以考虑？」汪氏绝对反对这一个说法，但是他答应考虑如何与重庆方面识别
的方法。
笔者仅就所知的，对于上文中所提到的几个人名及名称，略加批注，以便利读者阅读：
平沼骐一郎接替近卫文麿为日本首相，以已沦为日本军部的傀儡。由汪精卫之与陆相扳
垣征四郎之直接会谈可以证明。
矢野征记和清水董三两名日本外务省的书记官，其职位虽不高，但在未来的汪伪政权中，
却发生很大的作用。
「临时政府」指的是华北的王克敏，「维新政府」指的是南京的梁鸿志。从板垣和汪精
卫的对话中，也可以看出他们的份量有几两重了。
影佐写这篇东西，相信是有保留的，其措词也比较审慎；倒不如「蒋总统秘录」全译本
第十一册二○九页至二一三页所戴的那么率真，兹节录数段，以明究竟：
抵达日本访问的汪兆铭，于六月十日与平沼骐一郎首相会面，并曾与前任首相、现任枢
密院议长近卫文麿、外相有田八郎、陆相板垣征四郎等人分别晤谈。
此时，都还不了解日本政府的意图只是要以他为傀儡的汪兆铭，于六月十五日再度和板
垣会谈之际，向之提出「关于尊重中国主权之希望」，内容分为内政、军事、经济各项，要
求日本方面从速给予回答。
在这个表达希望的文件中，包括有──「（一）中央政府中不设顾问，以免予人有日本
干涉内政之疑念；与日本接洽事项，可循外交常轨，透过驻华大使行之。（二）在中央最高
军事机关设立顾问委员会，顾问不仅限于日本人，并聘用德、义两国人。（三）日本在占领
地区所接收的中国公私有资产应即发还等项。」
这些要求，实则根本就不能和日本政府的既定方针兼容，所以在汪兆铭留日期间没有得
到任何一点答复。
为日本政府所正面反对的，是「三民主义」和「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日本方面提出要
求：「三民主义由日本方面加以修正」，「国旗须采用新的图案」。结果作了妥协的决定──修
改三民主义问题暂且搁置，至于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则在上方加了一个「和平反共建国」布条。
对于汪兆铭如此卖国降敌的行为，国民政府乃于六月八日明令予以通缉。
六月二十八日，汪兆铭回到上海，得到日本「南支那派遣军」参谋副长佐藤贤了的协助，
从事于在华南设立其所谓「新政权」的活动。他曾策动张发奎、邓龙光等粤籍将领参加，但
张发奎他们大义凛然，不为所动，以致汪兆铭乃不得不放弃了树立「华南新政权」的企图，
而改弦易辙着手在南京制造政权。
他首先以中国国民党的「正统领袖」自居，于八月二十八日在上海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
前安徽省政府主席陈调元的公馆召开其所谓「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个「大会」开了三天，出席「代表」二百三十三人，始终只是汪兆铭一个人在表演，
完全为他所任意操纵，选出他为「主席」，以反共为这个冒名的「国民党」的「政策」，并决
定「调整日华关系，促进两国邦交正常化。」
九月十二日，日本为统一指挥所有在中国的陆军部队，新设「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于
南京，调日军教育总监西尾寿造大将为总司令官，并任前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中将为总参谋
长。这是为谋因应汪兆铭树立其伪中央政府工作之推展而采取的措施。
十月二十四日，日本政府向汪兆铭提示「中央政治会议指导要领」，并要求──以此为
基础进行协商组织新政机事宜。这是对于汪兆铭在先访问日本时向日方所提「关于尊重中国
主权之希望」的一个答复，其内容有：除中央政府之外，在财政、经济、科学技术各部门都
设置日本顾问：至于军事顾问团内亦不得聘用德、义等第三国人等项，差不多将汪兆铭的希
望全部否定。连担负和汪方交涉任务的影佐祯昭都埋怨地说：「这简直就是傀儡政权嘛！」
再说我们军统局这一方面的对汪工作，笔者本人虽奉命先行离开河内调回重庆，可是我
们留在河内的同志们，在汪精卫尚未离开河内（三月二十二日至四月二十五日）这段期间，
仍然没有放弃制裁汪精卫的活动。
我既然调离河内，在职务上，已经不是实地工作的负责人，所以对于他们的活动情况，
自然就不清楚了。以下所记的点滴，都是其后零零星星知道的，或是在某一件工作上证实的，
其获知的时间不等，有一两年之后的，也有事隔数十年之久的。现在一并记述如后。
读者可还记得，在前文「软性行动」那一节中，余乐醒兄和我曾一度研商并实验使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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