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别提示于后。
谭天堑：根据上级的通知，他是派到河内来协助我工作的。因为我和他原非素识，到达
河内之后，只作过有限的几次接触，并未深入的讨论过任何有关的具体问题，所以我对他的
了解，可以说非常浅薄。前文提到过，从外表看，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个深沉的忧郁者，看
上去总是一脸愁苦，满怀心事的样子，究竟为了何事？还是生性如此，一直到今天，我还是
不知道。后来听别人说，他在河内另有任务，可又不知此项任务是否仍与制裁汪精卫有关？
就在半年前，也就是七十一年二月间，有一位知情的朋友告诉我说，谭天堑兄在河内事件之
后，又停留了一个短时期，并且有所活动。不久，即以「办事不力」调回大后方，到底是为
了什么事？莫测高深，调回去是调到四川的重庆呵？还是贵州的息烽？这位朋友没有明说，
我也未便多问。可是从此以后，就不知道谭天堑兄下落了。我为什么不把他列入「下落不明」
的那一栏中呢？因为没有人说再看见过他﹔更没有人再提起过他。
这是一件鲜为人知的事情，虽然早已事过境迁，但也不能随便乱说，这就是欲言又止的
最大理由。
岑家焯：军校三期学长，二十一年我在南京洪公祠受训时，他已经是教育组郑介民先生
的助理了。他奉派到河内来，当然是抱着满怀的希望，只怪我没有为他安排个一展所长的机
会，甚而连参赞机要的地位都没有，实在太不应该了。这一点小世故，现在是懂得了，可是
在当时我却粗心大意，懵然无知。我们之间，可不是有什么权力之争，的的确确是我阅世经
验大差，还不够成熟的原故。想起来遗憾之至。
大约是在十年前吧，我的同期同学韩继文（尚英）兄对我说，家焯兄已经病逝多年了，
他死在何处？那一年死的，语焉不详。尚英兄告诉我这个消息之后，没有几年，他自己也辞
世而去了。就便一提的：我和尚英也有一段难忘的往事，是他冒着生命的危险，拯救了我一
次，当时如果稍有差池，连他带我，很可能早就携手同归西天了。这个故事颇具戏剧性，也
非常感人，要等到「英雄无名」第四部中再写。
余乐醒：在本案中曾多次出现，当我调回重庆后，他还有表现，堪称能者。这以后直到
三十八年三月间，共军渡江南下之前夕，我们才得在上海匆匆一晤。那时候余先生似乎已经
脱离了情报工作，转任公职了。他告诉我，他正埋首从事著述﹔可是，他太太患上了精神分
裂症，闹得非常之凶，时时刻刻需人照顾，每天还得找上三四个人轮流陪她打牌，才能过日
子。所以搞得他疲于奔命，苦恼万分，真不知如何是好。言下神态沮丧，无情无绪，已回非
当年的风采了。迨政府播迁来台，他还留在大陆，原因不明。如果说是思想问题，却又不像；
可能还是害在家累吧！早先传说他在上海，后来又有人说他已到了北平。究竟他在大陆上是
个什么身份？干了些什么？始终都得不到正确的消息。
想起在河内的时侯，我就发觉他是一个非常神经质的人，对于发生在他身边的任何事物
都极其敏感，往往一点小小的刺激，也会使他彻夜不眠。像这样的秉性，再加上他本身特殊
的成分，在大陆共区怎能适应得来，又如何能够存在？果然，他终于精神失常，无法恢复，
不久就传来了死讯。正是死者已矣！这话又该怎么说呢？
余鉴声：他在河内当场被捕，坐了六年的法国牢，到抗战胜利始获释抵沪。我在追寻他
的影子，好象在上海时曾经见过一面，可是情景如何，却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据刘原深兄告诉我，胜利之后，余鉴声兄从后方来，服役于淞沪警备总司令部稽查处，
那时鉴声兄任浦东烂泥渡区稽查大队长，原深兄则是川沙高行区的稽查大队长，两人来往于
上海与浦东之间，常常是同时过黄浦江，而且每逢纪念周或是开工作会报，又经常在一起，
于是由同志、同事、又成为好朋友。原深兄又说，鉴声为人诚实纯朴，最富责任心与正义感，
只是似乎缺乏一般的行政经验，也不太习惯于这种公开的情治工作业务，所以有时会吃力不
讨好，弄得啼笑皆非。不过在做惯了秘密工作的人，这种现象实为贤者所不免，因此上级也
通常都能予以谅解。
再说我和鉴声兄在河内相处这一段时日，他的风度与修养，以及待人接物等，的确给我
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与怀念。他被捕后，几年监牢生活，更磨练得人才出众了。三十八年来到
台湾，曾出任刑警总队长一职。这个时候，我也在台北，可惜无缘一聚。迨至年底我奉派去
海外与某一国家合作布置大陆工作，则山川隔绝，音信益疏了。
一两年或两三年后，遽闻鉴声兄竟冤冤枉枉丧身于一场车祸，这就是人生的大不幸，实
在令人悲痛！他如果不是死得那么年轻，很可能早已飞黄腾达了。不过他所留下的口碑，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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