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识与不识，都无不称道，人生一世，也就不虚了。
徐先生：他原是「局外人」﹔这里所谓的「局外人」，应该解释为并非属于「军统局」
的人，虽然如此，可是他在汪案中所占的地位，的确太重要了。这在前面写过的许多事实中
可以看得出来。最可贵的，他纯粹是义务，为国家作奉献，毫无名利之求。事实上，我们没
有付过他一文钱，他也并未因此而升官；而我们却不知带给他多少麻烦，他连一句怨言都没
有，太难得了。到了最后收拾那副乱摊子的，仍然是有赖于他。
徐先生之参与工作，起初我总以为是上峰交下来的关系，所以他才干得那么起劲，其后
才悟山来，很可能是方炳西兄推荐给戴先生的，再往上则并无根源。果尔如此，那就更值得
推许了。书中一直不便提他的名讳，实在是件憾事，相信，典型的「无名英雄」，大都是这
样塑成的。
徐先生已凋谢多年，新闻报导中说是逝世于伊朗，其它的情况可就不清楚了。
最后，笔者有个小小的愿望，不知道徐先生参与河内工作的事，是否已列入「本局」的
记录？万一没有的话，请参考本文。
魏春风：春风和阮小姐已结为连理，且儿女成群，原打算一道写的，可是春风兄逝世已
近二十年，而魏夫人自台北返回越南后到现在生死不明，所以还是分开来说比较合适。民国
五十年我在情报局尚未退役前，派驻西贡的同志带来一个消息，说是魏春风兄现任我驻越南
大使馆参事，他闻悉我在情报局工作，非常高兴。随即托便人带来一张名片，虽然只有几句
问候的话，亦足以告慰于故人的了。隔别二十多年，饱经战乱，一旦获得音讯，自然不胜欣
慰，于是写了回信，记得又买一张大甲凉席致送他，同时也表达了渴望一晤的心愿。天下事，
本难料，没有过多久，他竟与世长辞了。在请恤的文书中虽然填写的是积劳病殁，可是却有
人言之凿凿的说是抑郁而终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无从判定，只可惜我的朋友只活了
五十多岁，总归是件恨事。
我们在河内的时候，他就提起过，很希望能进入河内总领事馆做一名临时雇员。后来怎
么会升任到参事，当必有一段努力的过程。苍天不佑，连个叙旧的机会都不给我们。
王鲁翘：我们俩是随同戴先生头一批抵达河内的，生活起居在一起两个多月，彼此有多
方面的共同爱好，性格虽不完全一样，大致上倒也相当接近，所以建立了私人感情。抗战胜
利后，他从河内坐牢出来，我们在上海见过面，三十七年我坐牢出来，又在天津见过面。这
个时候，鲁翘是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的督察长，我是国防部一支直属部队的部队长，率领
着一批刚训练完成、配有最新装备的特种部队，派到冀、察、绥地区对共军作战的。因为彼
此都匆忙，连喝一杯聚一聚的时间都没有，就分手了。三十八年先后来台，我们是否碰过面，
想不起来了。之后，我去国十年，四十七年从日本回来后才又聚首。使我难忘的、说出来又
有点难为情的是：我常常闹穷，十几年来，曾多次的向他「周转」，每次都是写张便函，找
一个副官到他那里去「拿」，他有时不便，再从别的地方弄了来也要叫我过得去。别的不说，
我连一次都没有奉还过他，说起来好惭愧。还有：他当台北市警察局长时，不断的有人找我
向他说人情，当然都是些使他为难的事情。妙极了，他每次都是爽爽气气的满口答应着去办，
可是到后来却一样都不成。从以上两桩事看来，称得上是公私分明的了。
他在台湾警界干了多年，名声很不错，就是死得有点窝囊。不过，他可以瞑目的是，一
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怀念这位极重信义的「王老大」。
鲁翘去世后，承老朋友和记者多人之嘱要我为他写一篇「行状」，正构思如何落笔间，
突又通知我说是不必了。不知为了何故？因而，在这里也只好轻描淡写如上。
方炳西：在写汪案的初期，总以为他还是活着的，而且前两年还有人亲眼在布鲁塞尔看
到他。当今年年初，有一次和晚辈们聊天，无意中提到方炳西兄，才听说他己经谢世了。他
是民前四年出生，如果在两年前去世，也在七十岁以上了。
前些年，就听说他在台北市罗斯福路台大附近开设了一家小书店，我特意的偕同一位友
人挨家挨户去查访过，结果都说不识其人。又听说他是在一间私立中学当职员，弄不清楚是
什么学校，也无从寻起。后来他是在那一年出国到比利时去的，就更不知道了。有一位还在
上班的亲戚在偶然中又提到方炳西先生，这才多少了解到他的一些真实情况：原先总以为他
是在国外经商，也有人的确是这么说，而实际上却不尽然，也就是除了做点买卖之外，还肩
负了海外对匪斗争的使命。以古稀之年，仍不辞艰巨，很值得赞一声「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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