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超越了工作本位，而产生过某种程度的政治作用。这要写成专辑才能交代透澈，此处略为
一提，将来再详为论列。
凭心而论，据实而断，「军统」的作为，的的确确对国家有重大的贡献，当然，谁也不
敢说一无小疪。
再往下说：二十一年九月成立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是前期的非建制单位，究
竟谁是该局的局长，迄今数十年，从来都没有人提到过，当然也有些传说，大都无凭无据，
到了现在更没有人为此而查证了。据笔者个人所知，该局除了由戴笠处长的「第二处」之外，
当然还有「第一处」，听说「第一处」走出中央几部方面派人出任，也可能就是后来的「中
统」。还不只一、二两处，尚且另有「第三处」，处长是曾任首都警察厅长的陈焯。确否如此，
不敢保证，敬待知情者予以指点。
到二十七年，改制后的「调查统计局」，已正式纳入编制，仍隶属于军事委员会。由贺
耀组出任局长，戴笠以副局长负实际责任。为什么要贺耀组挂个虚名，其中必有道理，我们
不知道而已，如果用猜，那可能是戴雨农的资历不够。
至于「特务处」这个名称，可能是在二十七年，于「力行社」暨「复兴社」蜕化改组为
「三民主义青年团」之同时取消的，也许在时间上更早一些。也就是说，到了二十七年，由
戴先生所主持的特务工作，已经不是一体两面的那种局面。可是基于需要，在「军统局」之
外，又陆续成立了许多新的机构。也全都由戴先生负责。
惟恐越扯越长，离题越远，关于「军统局」与「力行社」相互问的关系这一点，也就写
到此处为止。
接续前情，再说与洪公祠特务警员训练班有关的事。
洪公祠特警班第一期，开训时共有学员三十名。中途，有一曾姓同学因故辍学，其后，
又有两位因病退学，到了结业分发时，只有二十七人。
二十七位同学都分发到那里去了，始终不完全了解。而且，我们这种工作，也不便多问。
不过，彼此交情深厚，私下互通消息的也不是没有。例如我和杭州的廖宗泽就时常作友谊上
的通信。我知道的，除了和我同时到北平的杨英、戚南谱之外，后来又加派翁一揆、庄骏烈、
王一士、唐焕文四同学，加入「北平站」工作。
两年后，也就是二十三年，在南京、庐山两地开会和被召见外，曾遇见过在南京的刘乙
光，在杭州的廖宗泽，在四川的田动云，在郑州的郑兴周诸同学。至于他们在当地做什么工
作，都不甚了了。
几经动乱与变迁，三十八年以后来台者，共有八人，其余留在大陆的，笼统的说想已不
在人世了。有消息的，戚南谱在他安徽全椒县故乡，早被中共鬪死；翁一揆是在老河口与共
军作战阵亡的，可是时间都不详。其它的人，现在情报局可能有记录，知道一些，没有去打
听，但愿还有好好活着的。
前几年，翁光辉同学，因中风受尽折磨已在台去世了。
迄至七十年五月底，活在台活的尚有七人：
喻耀离，江西人，军校五期，国大代表，健康情况不佳，曾患肺气肿动过手术。
陈致敬，河南人，军校五期。曾任台北市议员，患关节炎。
刘乙光，湖南人，军校四期。几十年都在陪伴着张学良，由少校步步晋升到少将。现已
退役，年近八十，走动也不方便了。
邱尧勋，福建人，军校六期。至今身体健朗，年过七十犹如五十许人，不过，仍在为生
计忙。
杨英，湖南人，军校六期。曾任步兵学校教育长，早已退役，如今临帖莳花，含饴弄孙，
最享福的人。
庄骏烈，福建人，军校五期。已中风卧床多年，仍在与生命挣扎中。
陈恭树，河北人，军校五期。一生荒唐，不才就是笔者。天照应，该死不死留下这条命。
现在什么都不干，一心一意的写下这部「英雄无名」。
以上七个人，最小的七十二岁，年长的七十八、九，每个人的境遇都不相同，如果能够
写出来，都是一部富于传奇性的好故事。四 蒙然不知的遇上了国际大间谍
通常，大家同班受训一场，到了毕业分发之际，总该留个通信处，或是集体照张相片留
作纪念；我们不来这一套，谁也不告诉谁今将何往，连后会有期这句话都不说。莫非这就是
分道扬镳，各奔前程吗？管理人员晓喻大家：「这就是我们的工作特性。」
上级决定派杨英、戚南谱和我三人前往北平建立工作。为了置办服装，又多耽搁了几天。
这是天气已凉，原想穿得能以配合身分，可是服装费实在少得可怜，顾了头，顾不了脚，眞
所谓捉襟见肘，反而弄成一副不伦不类的样子。
旅费也只能搭三等客车，普通客货车一路上走了三天三夜，吃不好，睡不稳，弄得个个
蓬头垢面，狼狈不堪。
到天津后，杨英和戚南谱转车径赴北平去了，我要停下来联络一个人，接洽两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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