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免辗转陷入日寇之手。」除此之外，笔者推断，被捕的同志，很可能在公共租界捕房内还
另有记录，也就是所谓的「案底」。
四、关于戴先生运用最大力量，使周伟龙区长兼任得以离境一事，笔者问过修元兄到底
是谁的力量，据告是透过一位部长级的人物，向法国当局非正式办了一次交涉的结果，这位
部长姓宋。写到这里，笔者想起一桩相关的故事来了。自军统局由特务处改组迄至于今，像
运用这种方式营救被捕同志的，也只此一遭。为什么戴先生肯于这么做呢？前文提到过，周
伟龙与戴先生有旧，隆情厚谊，想必是促成此举的最大原因了。缘当年军阀唐生智在河南称
兵作乱时，周伟龙任唐部宪兵营长，而戴先生则以军委会参谋身份从事情报活动，不意被周
之部属所逮捕，周非但不举发邀功，竟然义无反顾的弃职随戴归来，这可真不简单，除非气
概纵横，明辨顺逆，绝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的。
以下再节录郑修元先生「沪滨三次历险实录」中的另一段。
「七一四事件之有惊无险」－
「民国二十八年七月十四日，我因爱棠新村二号区本部，于前两天发现有可疑人物，在
附近徘徊窥伺，很不放心，又值代理区长赵理君兄，病假住院。我当时又成为沪特区之实际
负责人。职责所在，不敢因病偷安。迨我抵达麦阳路七十一号（我原长驻爱棠新村二号区本
部，因该处告警，临时暂移麦阳路办公。）正在披阅当日收到文电之际，忽接沪上总督毛万
里兄电话，他用隐语告诉我，王鲁翘兄被人捕去，嘱速设法营救。我立即电话情组第一组组
长朱啸谷，请其速洽刘俊卿、刘绍奎两兄，打探鲁翘兄究为何方捕去，并尽一切可能，予以
营救。千万勿使敌寇引渡以去。由于鲁翘兄系奉戴先生命派沪，担任一项临时重要使命，祇
受总督察毛万里兄之直接指，而未列入沪特区组织。故在当时祇须从事对鲁翘兄个人之营救，
而不虞沪区组织之有何影响。惟待我将区部文电事务阅核完竣，于下午两点时，接到朱组长
电话，他向我报告，对营救鲁翘兄的事情，已经转知两位刘同志。然另承刘俊卿兄见告，租
界当局将于本日下午在两租界内作多处搜查，要我加以注意。因是时尚不知将予搜查之地址
门牌，当时我只择要以电话指示各内勤工作单位同志，注意防备。等我在两点五十分赶到吕
班路蒲柏坊二十四号刘俊卿兄家中时，他刚从公共捕房托词因病服药而疾返寓所，将所知日
本人要两捕房会同搜查之地区路名清单，偷偷抄出，他给我一看，使我大为惊惶。清单中十
四个路名，恰是沪特区所属内勤部门之办公处所。（日人狡狯，故意不列出门牌号码，盖防
人走漏报信也。）当时感到事态十分严重。便在俊卿兄寓所，先对装有电话之各单位，指示
同志，立即停止工作，速将文件、密码、电机等，隐藏于秘密机关之内。工作人员俱可外出，
祇留次要员工一、二人在家看守。打完电话之后，我就会同朱组长（他那时也由于俊卿兄之
通知，赶到了刘宅。）由他驶他的自备汽车，赶到没有装设电话的工作单位，要同志们立即
采取安全措施。我自己当然不能再去区本部或麦阳路七十一号。当此紧张时际，忽然在霞飞
路国泰电影院附近，邂逅电讯总督察杨震裔兄（曾任司法行政部要职），经将上情奉告，他
立即返回电讯总台，采取紧急部署。我在霞飞路上闲逛了不少时候，进入法大马路座落吕班
路对面的冠乐粤菜馆，叫了一碗鸡丝汤面，利用他们店里装在一间小室中的电话，打到爱棠
新村二号本部，接电话的是湘籍厨师老萧。我问他下午有无客人（客人即捕房人员之隐语。）
来过？他说来过好几个客人，还到处查看过。不过没有拿走什么东西。事后我们获悉，十四
处机关地点，均已被他们光顾过。会同搜查的除公共捕房及法捕房探员外，还有日寇方面人
员内。但没有搜出任何物证，也没有拘捕去人员，对于这样一个大风浪而在当时未曾遭受损
害，其原因如下：
１幸赖俊卿、绍奎两兄，事前获知消息，及时告警，使我得以迅速措置防备。
２承法捕房法国籍警务处长，在无形中帮了一个很大的忙。缘当日本人会同公共捕房探
警到达法租界总捕房时，日方曾出示此次搜捕所谓「蓝衣社」六要员之名单，第一名为当时
沪特区代理区长赵理君，第二名为毛万里兄，第三名为笔者郑修元，第四名为情报第二组组
长刘健，第五名为情报第一组组长朱啸谷，第六名为女交通萧杰英同志。惟名单所列均为各
人之化名，（日寇所提出我方六人名单，我现在只记得三个人的化名。赵代区长是凌秋云，
朱组长叫王大逵，我是谭允祥。万里兄及刘、萧两同志的，已经记不起来了。）法国籍警务
处长当即指示派出参加搜查警探，若到达日方所开之十四处地点，苟未能发现上开名单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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