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时，则不可随搜查及逮捕云云。又因七月十四日为法国国庆纪念日，法捕房人员本可放
假，由于日人要求会同搜查（按上开十四个地点，全部都在法租界内，非会同法捕房不可。）
耽误了他们的休假，内心极为讨厌。对于搜查工作，毫不起劲，也因为法捕房中国籍探警，
大都为爱国同胞；抗战军兴，敌忾同仇，在感情上自然对于张牙舞爪的日本军警，心怀反感。
假若没有上述种种原因，则此次事件之后果，诚属不堪设想。」
修元兄这一段记述的相当详细，有几点再加以解释如下：
一、毛万里先生当时在上海任「总督察」，只是一个名义，他的实际任务，是办理制裁
汪精卫的项目。
二、王鲁翘兄在上海被捕一节，笔者在「河内汪案始末」中曾有记述，修元兄所记的是
同一事件，不过，他所接触的是另一层面。
三、日本方面能提出十四处工作场所的详细名单而一无差误，显而易见的绝非通过侦察
路线所获悉，不可讳言的是「上海区」内部出了毛病。
四、会同捕房警探搜索十四处所的日本人，是穿著便衣的日本宪兵。在搜索时只在一旁
「监视」而已，因为在当时上海租界当局还不答应日本人直接「动手」，而尽可能维护本身
的权益。
五、文中提到的上海电讯总督察杨震裔先生，在台曾任情报局第五处长及调查局副局长，
已于十余年前逝世。
六、「上海区」在维护本身安全方面，得力于刘俊卿、刘绍奎两位先生者尚多，第三部
书中还有下文。而今，刘俊卿兄早已去世，刘绍奎兄八十高龄健在。
七、事有凑巧，写到这里，忽然想起刘绍奎先生有一份回忆录的初稿在我这里，取出来
一看，其中关于二十八年七月十四日日本方面要求两租界捕房会同搜查「上海区」十四个办
公处所的事，也有一段记载，太珍贵了。当时，刘绍奎先生的职务是公共租界警务处老闸捕
房司法主任，不久升任为督察长。在本局则列为「上海区第一组」的通信员。兹录其原文如
下：「民国二十八年七月十四日上午十一时，日方特务部（笔者按：可能是日本上海宪兵队
特高课）率宪兵到第八科（笔者按：公共捕房专为处理此类案件新设的一个科）科长克莱登
（笔者按：克莱登，英国人，已吸收协助我方工作）处，声请协助搜捕重庆特工人员。克莱
登一方面电话约我到其办公室，扬言立刻派人协助捉人，在说话之间，暗中示意在他办公桌
左边抽屉内有东西。我趁克莱登与其它人员谈话之际，从抽屉内取得一小纸卷，待我回到办
公室打开一看，系一张详细地址并附简图，却无门牌号数。我立即打电话召刘俊卿速通知郑
修元兄，并抄下一份图址与俊卿出外连络。如此一来，在时间上已拖了一小时之久。迨至出
发行动后，按图址共搜索十四处，结果全部扑空，而无一人被捕。其中有几处饭菜摆在台子
上，尚未食用。日本人见此情形，大发雷霆之怒，随后由特务长官（笔者按：可能是日方宪
兵队特高课长）横山秋马会同兴亚院岩井英一行文给公共租界公董局声明警务处内部有高级
人员暗通重庆，要求严惩。案经第八科长克莱登提出解释称：自始至终皆由其亲自经办，何
来通重庆份子之有，纯系日方无故生非，别具用心等语。乃不了了之。」
八、在修元兄的记述中，有一个很不容易使人了解的问题，那就是日本人既然要到法租
界去搜捕「重庆份子」，为什么还要知会英、美人主管的公共租界？笔者为此，曾函请修元
兄指教；修元兄为了慎重起见，又以电话就教于当年服务公共捕房的刘绍奎先生，据告：「由
于上海地区辽阔，主管治安之部门众多，曾经两捕房商定，凡在法租界与公共租界内办案，
必须会同两捕房警探办理。公共捕房的员警，不仅有英美等国籍者，尚且有日本人担任中上
级职位的。并在公共捕房内，设立一个第八科，专司其事。」像这一类的事，实在很难解释
明白，现在说起来，只有当作掌故来看了。
接下来再节录郑修元兄在该文中更具刺激性的一段。
「惠尔登舞厅内之惊险一幕」
「当晚我自然不敢据返已被搜查过之处歇宿，同时须找到总会计白绳祖，要他拨付经费，
以便另顶房屋，重新建立内勤工作处所。一方面由于下午各机关地点遭受搜查，也不敢投宿
旅馆，乃预备在舞厅中混过一夜（那时上海有几家舞厅是通宵营业的），明天再作计较。当
时和我在一起的是区本部会计张璜，当我俩去西藏路上爵禄舞厅时，又遇到情报第五组组长
朱岑楼。为了寻觅会计白绳祖，我们离开爵禄舞厅后，终于在新新公司五楼刚于那晚开幕的
云裳舞厅，找到他了。他答应明天拨给我三千元，以为另顶办公房屋之用。约莫午夜一点左
右，我们三人又转到位居麦特赫斯脱路之丽都大舞厅。我们坐不久，因为丽都午夜两点打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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