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先生。在早些年，开创初期的几位老同志，偶而还叫一声「雨农兄」，到了抗战时期，就
不再听到有人这么称呼了，这显示他的声望益隆，已不复往昔了。一般论者咸认为这都是戴
先生卓越领导，与乎万千同志血肉浇铸出来的。
郑介民先生该是「军统局」中最受戴先生礼遇的人，前前后后，也仅此一人而已。主要
是因为郑先生曾担任过「力行社」的书记，再就是他在参谋本部中另有职守。至于说郑先生
在「军统局」中兼任什么职务，有什么名义，笔者就不清楚了。总之，无论怎么说，他在「军
统局」中的地位，乃至上峯的器重，亦仅次于戴先生而已。不过，从未听到过有人称呼他「二
老板」，一直到戴先生去世，郑先生接任局长后，但并未继承了「老板」的称呼。
等而次之，再说到由笔者负责的「上海区」。因为历年以来除了情报工作而外，上级特
别注重行动工作的效果，所以「上海区」在上海地界，也有些「声威」，人家虽不了解这是
个什么组织，可是敌伪方面及社会大众，都叫它「蓝衣社」，大体上也都知道它的「厉害」。
最使人莫测高深的，就是局外人看不清楚它的眞面貌。在我们的这个组织里，我就是上海的
「头儿」，想象中，该是个有权有势的人了，其实，说穿了可笑，如果单就一个工作单位的
主管而言，也不过是一名命令的传达人、政策的贯澈与执行者罢了；至于我本身，内里紧张，
外表平常，无论摆在什么地方，实在没有什么威风之可言。不说别的，就是走在马路上，也
是个最怕事的人，惟恐遇见麻烦而暴露了身份。连吃小馆子多给点小账都有忌讳，怕的是跑
堂的高声一叫「谢谢」，招得座上的客人们多看一眼。
在办公室里处理文件，虽不是偷偷摸摸，可也不敢大模大样，遇巧有人按错了门铃，再
镇静也难免心慌；有时，也会在仓忙中把手上的文件赶紧藏到「机关」里去，如果有外人看
到这副狼狈像，那就什么「权威」都谈不上了。
换个话题，再谈谈我们「上海区」的作风。「作风」也者，在这里无妨解释为「工作方
式」；你可以这么做，他也可以那么做，条条都是走向目标的路，如何举步，如作行进，则
各行其事。他所涵盖的层面虽相当狭窄，可是不说出来，很少有人谈到这些，其中也有一些
与传说不大一样的。
我们在敌后工作，不适合开会，我和书记齐庆斌兄也都不喜欢开会，无论什么形式的会
议，如工作会报、干部会谈等，全没有举行过，就连三个人以上聚集在一起谈问题的时候也
不多。对于时有时无的难题，通常由我和书记商量作成决定后，卽交付实行；担点责任的，
可能遭到非议的，用掉报不了账的，我就径自作主解决，只有作不了主的，那就非向上级请
示不可了。总之，绝不用开会解决问题或研究问题。那么是不是所有在陷区的工作单位都一
样呢？据我所知，那倒不一定。
「上海区」的同志们，不分上下内外，大家都很看得开，想得明白，当然，由于本身工
作的特殊性与严肃性，也都有着一份强烈的荣誉心和使命感；所以从来不闹结党营私、派系
倾轧那种有损无益的事。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谁是谁的人；他们是一伙的。」这话的意思，
已经表示出有这种现象存在了。照说，大敌当前，一致对外，原不该有这种情事发生，可是
人类的弱点太倾向于自私，所以有些方面依然难免。「上海区」之所以没有受到感染，固与
情报组织有其先天的隔离性和军统局一贯的革命作风有关；但也可以说是有赖于同志们的自
觉以及本人一视同仁的结果。笔者曾以「区长」身份，对「上海区」的工作同志们，广泛的
说过这么几句话：如果有人问我是谁的人？我将理直气壮的回答他──我是中国民国的国
民、我是「军统局」的工作同志、我也是一个为政府所用的工具。
接着再谈谈赏罚宽严的问题。笔者心里明白，如果上级对我不宽厚的话，不是老死在监
牢里，就早已经到极乐世界深造去了，因而我一向主张对部署得宽容者且宽容。先讲个小故
事作为例证。我的前任「上海区」长在职时，有一位管庶务的工作同志，名张维贤，上海本
地人，才二十几岁，「军统局」主办的某一训练班毕业后，分发上海工作，暂派区部办理庶
务。年轻人，花钱没有计算，一次，他把买东西的钱用亏了，交不了账，不敢回来，在彷徨
无计中，只有开旅馆住下来再想办法。此刻，「上海区」其它的人不见张维贤回来，大家都
急的不得了，怕的是他被人家抓去了。
再说张维贤在旅馆住了两天，不但想不出办法，连住旅馆的钱也付不出，而旅馆里又逼
着他要钱，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不得不打电话到区部要求派人带钱把他赎回来。这件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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