臭无味的某种毒药，下在傅某常用的热水瓶里，在不知不觉中就可以将傅毒杀。但是药剂交
给她之后，却迟迟没有消息。当然丁是忠于国家、忠于组织的，事实上，这时候她是人天交
战，陷入了痛苦之中，下手吧，意良不忍；下不了手吧，任务在身，局本部又催逼得紧。由
于心理矛盾，忧形于色，种种举措难免失常，这些早都落入了傅胜蓝的眼里，傅是一个老狐
狸，又受过苏俄「格别乌」的训练，所以提高了警觉，处处都防备着她。终于有一天在她放
置毒剂之际，被傅当场抓住，随后就将她勒毙在卧室之中。可怜丁文蕙为国牺牲了生命，却
又毫无代价，这也说明了女性工作同志感情脆弱，意志不坚，不能付以重任的又一例。
有人月旦，干特工的比较接近罪恶，笔者个人并不反对这种说法，不过，可要分辨清楚；
「接近罪恶」绝不是「代表罪恶」，或者误以为特工的本身「就是罪恶」。
正因为特务工作的「接近罪恶」，所以很自然受到道德力量的规范；这不是用法令规章
可以完全限制住的，而是得力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
「军统局」的作风，大体上是重道德的，怎么说呢？因为很难为特务工作定下一套「道
德标准」；比如单说「窃取」，谁都知道这是非道德的，假设是「窃取敌方的情报」，可就回
然不同了，所以应该有一个界说，那就是「偷情报的不是贼」，也就是上面所谓的大体。
无论外间有些什么传说，在笔者所接触到的工作领域中，从来就不干那种伤天害理、违
背道德的事。笔者干了一辈子特务工作，最引以为「安」的，也就是这一点。
所谓的「不择手段」，以共产国家用得最多、最普遍、也最残酷，如果轮到他们的特务，
那就更无所不用其极了。至于西方民主国家，以及抗战期间的日本，虽不能相提并论，也只
是五十步与百步而已。纪录上最为人所不齿的，那就是二次大战时的德国纳粹了。他们罔顾
道德，泯灭人性，卽使能占到一点小便宜，那也是不足为法的。要多杀几个发动侵略战争的
日本人
有一件事应该先要交代明白，可不是有意的替谁作辩护，完全是就事论事，说公道话以
求存眞；自笔者到职「上海区」后，迄已三个月，就从未接获一件情报说是王天木对我工作
有任何不利的意图和举动。据了解──我们从情报中获悉，王的表面行动，已经离开特工活
动很远，而且正朝着如何能接近汪精卫的那个方向谋求发展中。他虽家住上海，但也不时去
南京走走，有一说，他已被汪某圈定为由汪自导自演的「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监察
委员。查考汪伪政权印行的年鉴，在「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监委员会」的「监察委员」
名单中，也的确列有王天木的姓名。
另一名背离「上海区」的陈第容（明楚）可就不同了，他此刻已经挂上伪「特工总部」
（七十六号）第一处处长的头衔，成天到晚的想要打击他的「老朋友」，虽不致构成严重威
胁，可是摆在那里总是一块病。
二十八年十月至十一月间，戴先生以特定任务派遗吴XX 兄来沪，交由「上海区」负贵
联络，并妥予协助。
吴XX 兄在第一部「北国锄奸」中曾多次出现，他当时的职务是天津直属行动组组长，
对策反伪「冀东自治政府」保安总队二张（张庆余、张砚田）所部来归，进而参加抗战行列
着有功勋。他现在侨居美国，已不问外事多年。七十年曾返国小住，出乎常情的他回避了我
的邀约，想是不愿意再提往事之故。因而在本案中，隐去其名，以免惹他生气。
吴XX 兄此番来到上海，我们是否见过面，实在想不起来，记得最清楚的是透过一个「特
别联络站」作为我们之间的中继线。「特别联络站」的主持人是傅炳宸同学，军校五期，河
北省人。我在平津两地工作期间，他在津浦路火车上以「稽查」名义担任「专勤交通」，另
外，当然还有别的任务。二十四，连谋兄陪着我回南京领罪的途中，在火车上还遇见过傅炳
宸同学。当时，他也许觉得好奇怪；这个家伙不是跑掉了吗，为什么还敢大摇大摆的坐火车，
往南京？我们不便交谈，他只是寄以微笑而已。傅同学派到上海不久，也以人地生疏的关系，
暂时委屈他担任现职。其实，主持一个「特别联络站」，机密性特高，不能说是不重要。
吴XX 兄此次来沪的任务，主要课目在于策动随王而去的三名行动员「归队」，并伺机
劝导王天木「回头」。如果情况许可，也希望那三名行动员利用尚能接近「叛徒」的机会，
有所表现。
另外还有一点，这要看那三名行动员的意向而定，据笔者个人不完整的了解，其要旨是
督促王天木有所作为，否则将要强制他随同那三名行动员采取一致行动。此中，当然还有笔
者未能尽知者，所以未敢妄加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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