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数百万，而且百业辐辏，照想，其职工人口一定相当可观，各行各业，不可胜数，如果单
靠戴先生电文中指定的那几位先生，担任名义上的职工会委员，再加上「上海区」遴选出来
的人参与其事，在过去毫无基础的情况下，能够运动起来吗？不是我泄气，从任何一个角度
看都不行，再说一句妄自菲薄的话，质与量全不够。理智的分析，若一定要这么做，首先要
罗致一班对这门工作有关系、有认识、有经验的人，好好的规划一下，拟订一套做法，或许
尚可一试，惟其成败，还在于得法不得法与努力不努力。这不过是我个人私底下的一种想法
和看法，可不敢公然的反应到上面去，也就是说，虽然心里不以为然，可是也要硬着头皮遵
照上级的指示办理，作为一个地区负责人，这都是无可奈何的事。
两次来电并在一起，都抄了一份交由张作兴兄传达给刘绍奎、刘俊卿二位了。至于虞洽
老和赵子刚那边，则托由绍奎兄口头转告；法捕房的蒋福田是由「新一组」毕组长通知他的。
这件事初步只做到这个地步为止，而实际上并未采取行动，被通知的人也都没有什么反应。
照说，很可以由「上海区」主动的召集一次「谈话会」或「筹备会」，因为大家集会不方便，
我也没有积极的这么做。无可讳言的，是我有主见，我终认为不会产生预期的效果。
再说「上海区」方面，如果要经营这件事，必须投入一部份人力，而现有的几位助理书
记，已经被繁重的业务压得透不过气来，又何况他们对于这门工作项目也均非所长，就是想
派一个人去参与，也实在选拔不出。在我苦思之下，终于想出一个人来，不过，他今在何处，
则尚无所知。
这个人就是我们在南京洪公祠一起受特工训练的戚南谱同学。二十一年冬天，我和戚南
谱、杨英三人，奉派前往北平建立工作，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一直以搜集社会情报为主要
任务，而参加了帮会活动。他是「社会化」的人物，在生活形态上容易和基层大众接近，如
果请他来主持这部份工作，那又比我强得多了。于是打电报给戴先坐说明理由，请求调派戚
南谱同学到上海来主持此项工作。戴先生同意了，不久，戚南谱兄也到了上海。
我的作法是小吹小打，采低姿势，不预备搞大规模的「职工运动」，也不打算组成空空
洞洞的「职工运动委员会」，但求局限于情报活动范围内，能在职工群众中，安置一些有作
用的工作路线，于必要时得打入社会基层作为职业掩护也就可以了。假如果然发展下去能成
了气候，对于职工运动发生相当的影响力，那该属于一种意外的收获；其实我不敢作如此的
奢望。
因此，「上海区」只在区本部之内增设了一个「工运办公室」，由南谱兄负完全责任，与
其它部门不发生横的关系。为了方便与上级通信，调了一名译电员配属在「工运办公室」里，
听南谱兄的指挥。在外勤方面，也只有「新一组」成立了一个「工运小组」，其它各队组则
未作更张。我的原意是，一切要看南谱兄的开拓情况再作决定。
戚南谱兄主持的「工运办公室」设在法租界拉都路的一幢公寓房子里，他是带着家眷来
的，所以用不着另找掩护，就这样安顿下来了。这以后，一切都责付他主管，我偶而才和他
接触一次，他倒是非常起劲的在那里摸索着前进。
只因格局不大，「上海区」并没有另造预算，只增列了少许的办公费就行了。刘绍奎、
刘俊卿二位迄未表示意见；蒋福田也是一样。最不可解的是戴先生嗣后再也没有询问过这件
事。如此一来，我的作法也就没有什么不是了。而南谱兄因为有了这段经历，所以在抗战胜
利后，受聘为政府立案的人民团体「社会事业ｘｘｘｘ委员会」中的骨干，派为天津方面的
负责人。这个会是由「军统局」创始的基本干部徐亮、徐为彬先生主其事，全名很长，已经
记不清楚了。
工运组织也并非一无成就，据「新一组」组长毕高奎兄所提供的资料，有一段是这样的：
「上海工人人数居全国之首，工人参加北伐、抗战，都有勇敢的表现和牺牲，这是一股不可
忽视的力量。戚南谱同志奉命来上海推动工运工作，『新一组』于是成立『工运小组』，除组
长由本人自兼外，组员有贺智诚、贝布、章灿、徐梅平、刘云生、尹文发、尤绍锡等人，分
布于电车公司、ｘ新纱厂、自来水公司、铁路工程段等交通及产业单位。其比较具体之表现，
而偏重于我们工作方面的：有电车售票员代为运送武器弹药，工厂工人代为保管爆破器材，
并协助破坏工作等。可惜的是『上海区』遭受一次重大失败后，不幸中辍，否则其发展前途，
实未可限量。」
再就以上引述毕高奎兄的实践与论点作评估，那么，我先前对于工运活动所持的态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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