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则可能有了偏差，囚为太消极了些。
写到这里，不仅勾出一丝回忆，同时也引发一些感触：当时，吸收参加工运活动的工友
们，全部都是义务性质，只有在执行任务时，才酌情发给些许活动费用。而在我们内部的人
事注记上，却把他们列为「运用人员」，也就是非正式的工作人员，或观察期的试用人员。
其中有的报上去备过案，有的还停留在「上海区」的人事注记上（这里所谓的「人事注记」，
并不是一本名册，也许是些记号或密码之类，只有主管的人才分辨得出）。平常日子倒没有
什么，一旦发生意外事故，例如工作失败、暴露身份，被捕牺牲，乃至遭受财物损失等，那
就问题多了。其后果呢？是我们内部主管部门各执一词，推卸责任，可是却又解决不了实际
问题，而身蒙其害或身受其苦的当事者，也就是被我们「运用」中的那些志士、烈士们，全
都成了地地道道的「无名英雄」。像这一类的情形，单就工运方面来说，在南谱兄直接发展
的人员中，以及由高奎兄负责的「工运小组」里，都发生过，又何祇一两次。
此外，「运用人员」为工作、也是为抗战而牺牲的事，还多的是。兹据毕高奎「新一组」
组员曾在警界服务今已退休的施何成兄，于今年（七十二年）六月从美国来信提起往事说，
他记得是在二十九年派到上海后，由其个人向外发展，吸收了两位「运用人员」参加行动工
作，一位是张杏秋，一位是朱铁营。何成兄的信中虽未说明这是真名还是化名，四十多年了
他还记得那么清楚，也许就是本来的姓名。有一次由他率领张、朱二员出发，去袭击伪储备
银行，以示警告，不幸，张杏秋、朱铁营二员就在这次行动中殉国了。何成兄的信中写道：
「回忆往日化名，系包越人，其后复用彭钧。至于运用人员如张杏秋、朱铁营两烈士，因伪
储备银行事件殉国。」
袭击伪储备银行事，前后行动过两次，多少还有一点点印象，说到张、朱二烈士的殉国，
不仅我一人想不起来，连他们的组长毕高奎兄也记不得了，真是愧对死者，罪过、罪过！至
于张、朱二人的失事乃至于牺牲，我已全然不省其事，根据当时的情况作一假定，很可能是
被捕房的人当场抓到，而后引渡给上海日本宪兵队，因为储备银行是汪伪新成立的，所以又
由日本宪兵队解到伪「特工总部」，最后就被他们杀害了。是否如此，有机会再问问施何成
兄，他知道的比他信中所写的一定详细得多了。
张杏秋、朱铁营二烈士，生前既然是「运用人员」，是否已呈报上级备案，实在很难讲，
如果没有案，那么他们二人在本局的「史册」上，很可能就没有「名籍」；果尔，我更应该
在此谨向张杏秋、朱铁营二烈士致敬，恭笔为之一记。
以下再节录施何成兄致黄志远兄信中的一段回忆：
「关于尚能记亿之工作实例──民国二十八年十一月九日，上级交给我一张二吋黑白像
片，像片内是三人并立，指定中立者为目标，于同月十一日傍晚在爱多亚路某大饭店前处理
之。到了翌晨见报，始知是邵范九。」
据另一资料记载，是十一月十三日在法租界自来火街西兴旅舍。
又据重庆大公报刊载：「中央社香港十四日电，沪讯，十三日晚八时爱多亚路发生暗杀
案，死者名邵范九，年三十余岁，在陈化鹏律师处任帮办，并在沪西汪逆机关中办事。十三
日晚七时许，应友约在爱多亚路老广东酒家晚膳，后与同膳者四人行到东自来火街时，各人
言语冲突，其中一人即拔枪向邵射击，共发四枪，俱中邵要害，当即倒地毙命，岗捕赶至，
拘获同行者一人，带捕房侦讯。」
以上三者的时间、地点和情节，虽有参差，可是这已经算是最真实的了。窃以为大家所
公认的历史记载，亦类多如此。
据了解，邵范九是邵力子的堂侄，也是本局某高级干部的妻舅，曾在本局某训练班受训，
也是团体中的一员，因变节投伪，乃奉命制裁，惟是否尚有别情，因系上级交办，故不得而
知。
施何成兄在信里又写道：「其次是二十九年初夏愚围路陈ｘｘ由弟处理，刘ｘｘ、夏岩
富相助，弟与两名白俄保镳搏斗脱身后，幸得安离现场，待回到大众医院时，娘娘说：『施
先生格只面孔像个死人。』可是这次失去了两支家伙。」
这个案子我可想不起陈ｘｘ是谁了，资料中也找不到。刘ｘｘ、夏岩富都是「新一组」
组员。大众医院设在爱多亚路，是黄志远兄与施何成兄他们的落脚处，「娘娘」就是姑妈，
是上海人对女性长辈或平辈的一种尊称。而这里所谓的「娘娘」，正是黄志远夫人的嫡亲妹
妹，大众医院就是她所主持的。实际上那个时候包括何成兄的夫人、志远兄的夫人及其妹妹，
都在义务的为我们的工作协力或是作掩护。她们虽然不是我们的工作人员，但激于爱国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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