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搜查，总共逮捕了三千多人，其中与我们有关系的也只有武汉卿夫妻二人而已。其余的都
遭到池鱼之殃。我们有鉴于此，所以我们谆谆告诫同志们：事先绝不利用居民的家屋作为掩
蔽，事后则尽可能撤离出事现场，万不可图一时之安全，进入民宅躲藏。换句话说，宁肯多
冒一点危险，也不要牵累了同胞。自二十九年初由「上海区」向上级提出此一建议后，事隔
四、五个月，才奉令核准。其间，上级对于这件事，想必作过一番审慎的考虑。若不然，那
就是本局也不敢多作主张，而又向层峰请示去了。因为事无先例，是否可以这么仿，上峰自
当全面衡量，而免于得不偿失。「上海区」虽然庞大，只不过是军统局的一个外劝单位，对
于国家决策，实不宜多作猜测。
「上海区」接奉上级电令准予所请后，并没有通令所属各队组一体遵照执行，只对几个
行动单位作了选择性的交代。为什么呢？理由之一是：除此之外，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不能大家一齐单做这一项；理由之二是：要配合各工总单位的个别性能，因为有些个单位并
不适合；理由之三是：上面说过，由于事无前例，执行后之效果如何？各界对此的反应又如
何？总要听一听、看一看，如有不当，也便于及时修正。先前，在拟订此项建议时，曾与「第
三行动大队」长蒋安华同学、「新一组」长毕高奎同志，就此一构想的可行性分别交换过意
见，他们都认为非常有意义，很值得一试，在执行上，并不困难，而且牺牲小、威力大，对
我同志特别是沦陷区的民心，都是一种鼓舞。既然如此，所以当交赋此一任务时，首先就选
择了以上两个单位。其后，才陆续的加入了「第二行动大队」及「第六行动大队」。
格杀日军官兵的事，自二十九年九月间开始，至三十年十月下旬为一段落，在一年另两
个月当中，前后击毙、击伤日军约五十余件次，死伤总在六十名以上。上列数字，只是大概，
因年代久远，如果一个一个连名带姓的列出来，已不可能，就是把所有的档案翻遍了，恐怕
也查不出来了。在记忆中，从士兵到军官佐都有，阶级最高的是少将。
在当时，每一次枪击敌军过后，也只有在新闻报导中，才会知道被击者的姓名，而多半
都有姓无名。至于官阶高低，敌方则讳莫如深，不作公开发表。也有全案保密，在新闻中只
字不提，始终不知道死者或伤者为谁的。
兹搜集到新闻报导数则，虽寥寥几句，但已得来不易，今日读之，当别有一般滋味也。
（一）重庆大公报二十九年十月七日「中央社香港六日电─沪讯：（六日上午九时许，
有一敌宪兵，骑自行车，在徐家汇天主堂前，突被人开枪射击，弹中背部，受伤倒地，驻交
通大厦之敌宪兵及伪警闻讯赶至，将受伤宪兵还院诊治，并在附近戒备，施行搜查，结果毫
无所获。」
笔者对上海的道路并不太熟，如果没有弄错，「徐家汇」是在上海市法华乡与法租界交
界处，而在法租界内则另有「徐家汇路」。既然有敌宪伪警闻讯赶至，那么发生事故的地点，
应该在上海市区所谓的「中国地界」；若是在租界范围内，就不会有敌伪宪警了。不过，法
租界也有越界筑路，是不是在越界的那一段路上呢？
上项报导中虽然没有明确指出，但如果不是身着制服，那又怎么肯定受伤的人是日本宪
兵？
这个受伤的日本宪兵，我们始终不知道他是谁，更不记得是那一个单位干的了。
（二）重庆大公报二十九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央社香港十五日电──沪讯：十三日晨八
时，虹口又发生一狙击敌军官案。有刺客四名，闯入狭思威路敌特务机关少佐久保田住宅内，
向之开枪，久保田因躲避未中弹。敌军警闻讯赶至，捕获刺客三名云。」
查日本的军事机关，大部份都在虹口，而各式各样、奇奇怪怪的「特务机关」更是花样
百出，究竟是那一个「特务机关」，一时殊难判明。这个未被击中的久保田少佐，所司何职，
也弄不清楚。说到捕去「剌客」三名，当然都是「上海区」的行动员。照上则新闻看，该是
一件计划行为，不像是临时起意才比较合乎情理。那么既然事先拟有计划，而事后又有三名
同志被捕，笔者多少总有印象才是，怎么一点都想不起来了呢？
另据上海新申报三十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刊出的「蓝衣社在沪所犯案件统计表」上的记载，
久保田一案，其时间是二十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地点是在虹口施高塔路；时间地点都不一样，
惟有被击者久保田无恙这一点是相同的。而日本人姓久保田的，当然不祇一人，所以说这到
底是一件事还是两件事，就无法判明了。
在大公报的新闻报导中，提到的是「少佐久保田」，在新申报的统计表中则没有提到官
阶，不过在统计表最后一栏的「行动者」、也就是执行单位中，却注明是：「第三队蒋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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