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上海一份文艺综合性月刊上公开发表过。这篇东西不期然的吸引了我的注意，在未过
目之前，方以为林怀部当眞有了下落，必然会揭露渴望一知的「眞象」，殊不料不看则已，
越看越不象话，后来已可断定原来是一篇「游戏文章」，结果落得一场空欢喜。有关这篇东
西的不眞不实，容待下节再一一指出，此处暂且搁下不提。
接下去再重复的简介「第二行动大队」的人事背景与社会关系，而后再引入本案：在本
书第一章中约略说过：「这一队的组成，颇有来头，据说是我们戴先生和上海闻人杜月笙先
生的一项合作，也是杜先生给与戴先生的一种支持。所以该大队的一般主要干部，不是杜先
生的『学生』就是『门下』。」像这一类型的合作关系，在过去是很少见的，说得具体一点，
就对日抗战的实质关系而言，当然是政府机构与社会潜在力量的紧密结合，另外的，或者说
私下里，总也免不了相互为用之处。
这里所称的「学生」，拜的是「先生」；所谓「门下」，拜的是「老头子」。从前的上海很
作兴这一套，此时此地，恐怕已经不大流行了，不过，多少还有点遗痕。第二队自队长以下
的成员，就是由这些份子组成的。他们所标榜的是义气，稍嫌欠缺的是政治意识，最大的优
点应该是占有地利了。
「行动第二大队」正式列入「上海区」的编组，和其它行动队受同等待遇，也依照规定
按月发给「生活活动费」；「上海区」也有绝对的指挥权，并不因为该队的背景特殊而另眼相
看。以前的历程我不太清楚，在我区长任内从未发生过人事问题。该队全员经常保持五、六
十人，必要时还有潜在的实力以资调补。也就是说，他们原不只此数，而纳入第二队编制的，
或者是造册子、领薪水的只有五、六十人而已。一旦需要更多的人力支持某项工作时，随时
可以召集更多的人。
我个人所了解的情形大致如此，至于戴先生与杜先生之间有个什么约定，我就不知道了。
我任「上海区」长两年多，只和该队队长吉震苍同志见过一次面，相处不会超过十分钟，
所谈的也不过几句话，如此而已。至于队长的助理人员和其它干部同志们，一个都不曾接触
过，可以说除工作关系外，并无私人间的往还。因而，对该队的详情自然相当隔膜。
再说就是第二队与本案的关联了。「上海区」所属行动单位大小十几个，队员数百余人，
为什么其它单位无法在张啸林家布置内部线索，单单只有第二队有办法？这当然和它的处境
有关系。因为第二队的属员们与杜家均有渊源，其出入于杜家自然不成问题，而杜家的老宅
是在法租界华格臬路，与张啸林家同走一个大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存心想在张某的保镳
羣中，物色一个对象，略微下点说词，重重的许个好处，若不然就按正规做法－激发其爱国
热衷，鼓励他奋勇杀奸，想必均非难事。这也就是第二队有办法提出办法提出报告布妥内线
的最佳凭借了。
这不过是我个人的一种想象，藉以说明第二队在张家布置内线大有可能而已，事实上是
否如此，谁又知道。
再往下，就该说到「张案与杜先生」这个问题上面来了。本来我也是个发问者，那又叫
我去问谁呢？谁又有资格回答这些问题呢？现在，最好提供一些零零碎碎的资料，请按每个
人的「心水」，自己下判断岂不更加公道。
外间传言，张案与杜先生有关系，这还要分做两方面来讲：第一，政府下令制裁张啸林，
是杜在背后攻击他所致，或是说，杜先生在戴先生面前不断的加以怂恿的结果。第二，张的
保镳打死张啸林是杜指使他的手下这么做的。
对于以上种种说法，固不能尽以「流言」视之，但是大都出于揣测而已。第一，政府下
令制裁张啸林，自有它的庄严性，绝不致受任何人事关系所左右，至于由谁来作最后决定？
笔者一再说过，本局没有决定权。第二点么，可就复杂得不是三言两语能够交代明白的了。
「上海区」所属的「第二行动大队」，基本上就与杜先生有关系，前文中已一再说明。
「上海区」交赋任务给第二队，乃职权范围以内的事；而第二队接受指示，布置内线，从事
杀奸工作，当然也是应尽的责任。这是最正常的公式。
因为杜先生与张啸林的私人关系与众不同，也的确「情同手足」过，他的门下，当然谁
都晓得，那么，当他们奉命要对张加以制裁之际，会不会「私下里」问一问杜先生呢？对于
这一点，照我们的守则，是绝对不可以的，不过，笔者也不敢讲第二队的同志们，到底是以
团体纪律为重呢？还是以师门道义为重？
外间都知道，抗战后，杜去港，张留沪，二人之间，已有裂痕。至于他们之间，到底不
睦到何种程度，我不清楚。杜先生会不会趁着政府下令制裁张某的机会，而从旁「予以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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