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成万骨枯」，古今中外一般，实情如此，并非虚言。
掌握政策的，任何机构大都属于高阶层的事，以「军统局」而言，三二人襄助，一人裁
决而已。如外勤单位的区、站长，半上不下，是些后知后觉的执行者，全部的政策纲领如何，
并不完全了解，欲求与上级步伐一致，则全赖自己揣摩，路数走得恰到好处，刚巧合上辙，
那就算对了；一步超前落后，轻则受讽刺，吃排头，重则可能重到吃罪不起。
这是我事后多少年才慢慢省悟出来的，别人感觉如何，没有认眞的提出来交换过意见，
当然不会产生出一个共同的结论，那么算我敏感就是了。
当我在上海当区长时，三十岁刚出头，嫩得很，有心机，可并不懂得如何运用。同事间，
用不着这一套；对上级，小心谨慎尚且揑一把汗，那里还敢出什么点子。而实际上，单纯的
也只想把肩负的工作做好，根本上还顾不得为个人做任何打算。说出来也许很难使人相信，
从那个时候起，就不想升官换纱帽，而且连往上爬的意愿都没有。一心向往而日夜萦怀的，
是如何把本身的阵营调整到固若金汤，与敌伪周旋到底，至于说，这场战争打到什么时候才
能结束，想都没有想过。
大概是在二十九年底至三十年初，「上海区」的工作日益活跃正处于巅峯状态时，我的
朋友胡永荃兄劝过我，他说：「上海终非久留之地，我看还是见好就收罢。」他固然出于好意，
可是我听不进去。况且这也由不得我，上级叫我留，我走也不能走，一旦上级调我走，我是
一日不敢留。他是局外人，那里晓得这么多规矩。而我个人的心意，却恰恰与其相反，我并
不希望调动，很愿意继续无限期的留下去，因为我干得正起劲。还有一句说出来不怕见笑的
话，当一个外勤单位的主管，有绝对的指挥权，颇能满足人所共需的支配欲，另外，虽仅仅
回旋于一块小得不能再小的天地中，却仍有其自由自在之处。
上面这番话且把它当作心血来潮，接下去，不如深入的谈谈「行动工作」的意义，及其
正反两面的作用。这完全是一己之见，并不代表什么，也代表不了什么。间或与戴先生所持
的观点不尽一致，好在也都是几十年前的旧话了，多说几句料也无妨。
在拙著「英雄无名」全书的「卷头长白」中，对于为什么要做「行动工作」一节，曾作
过诠释，那是说：「我们一向讲求法治，国民犯法，自有律条，为什么不通过司法程序，依
法论罪，非要用特殊手段加以制裁不可呢？」我们对此一问题的正确答复是：「由于地域环
境之不同，无法行使司法权力；或是限于国际间不平等条约束缚、丧失治外法权时，为维护
国家利益、保障国家安全，当然不能坐视国之蟊贼逍遥法外，庇护于敌人羽翼之下，甚而凭
借外力，继续进行其祸民殃民的罪恶勾当，故尔不得不适应现实之需要而断然出此。」
以笔者参加过或指挥过的「行动工作」的实例作为说明：其时间，只在抗战前后，也就
是自民国二十二年至三十年底的十年中；其地区，也只限于不在我政府统治或管辖下的特殊
环境里。更具体的说，其中包括北平的「东交民巷」、天津的英、法、日各国租界以及上海
的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等处，至于法属安南的河内，那是外国领土，情况尤为特殊。此外，也
就是抗战进行中的沦陷区了。论及其事实，虽已详述于本书第一二两部，在这里无妨再作提
示如下：
二十二年春，日本帝国主义继侵占我东北之后，复图掠夺华北甚急。过气军阀、前湖南
督军张敬尧受日军指使，潜入北平图谋不轨。虽然明明知道他潜伏在使馆区「东交民巷」里，
可是又不能去逮捕他，怎么办？
二十三年冬，通缉要犯、前西北军将领曾任宁夏省主席的吉鸿昌，藉抗日之名，据察热
一带勾结共党，大搞武装势力，且掉转枪口，公然对国军开战，之后虽投降就俘，但却在押
解途中脱逃了。迨吉某潜至天津，藉租界为掩护，公然倡乱，能任其猖狂吗？
二十四年冬，原任河北省滦渝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日本军阀怂恿下，背叛国家，
竟僭称「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于通县，凭借外力窃据冀东二十余县市，居然沐猴而冠，做
的全都是「里通外国」叛国殃民的勾当。政府虽明令通缉，但却无法缉拿归案，欲求绳之以
法，这又该当如何？
二十七年春，北平已然沦陷，以王克敏为首，由日军扶植的华北伪政权正助桀为虐倒行
逆施中。我英勇同志冒着万险，在敌伪严密防卫下，予以痛击。此一勇敢作为，石破天惊，
谁曰不宜！
二十七年底至二十八年初，汪精卫发表艶电，竟和日本军阀相呼应，动摇抗战根本。河
内之一击，想是一个最痛苦的决定；而汪的另组伪府，更是不智之极。这件事虽迄今议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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