息，可是做都做了，那就请明辨是非吧。
以上所列举的许多事实，也足以说明采取行动之所必要了。
到了二十八年秋至三十年冬这段时期，我们在上海的行动工作，雷厉风行，制裁的人数
增多，其一般地位则降低，这绝非滥杀，而是执行上级所制定的一项政策，政策的基本要求
则在于树立声威，以期产生吓阻作用也。
骤风雨中没有不挟带尘沙的，行动案件多了，如果说每一个对象都万恶不赦，毫无可恕
之处，那也不是绝对的。我们也都是有血有肉的人，旣然说到这一层，那么就一道心灵上的
感受。
一个三军统帅，在他一声令下，可能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化为灰烬，相信，他是在奋勇杀
敌，多多益善。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死伤的究竟是张三，还是李四，所以在心理上也不致有什
么负担。行动工作则不然，个个都是固定对象，虽兢兢然惟恐有误，可是也不能说一无意外。
一旦发生了意外，除了责任之外，良心上又将何堪？
同志间，指挥或执行过行动工作的，在谈论中偶而也会触及此一问题，大多是不愿深谈，
像这种情形原因固然复杂，敢说，其中总有不安的成份。单以笔者所经历过的事情来说，已
经足够令人难堪的了，若是再多想想，那又何只难堪而已哉。
「北国锄奸」、制裁共党匪徒吉鸿昌一案，目标只在吉某一人，料不到中弹身死的却是
刘绍勷。差误究竟出在何处，所有的可能我们都已检讨过了，可是始终找不出一个正确的答
案。另一个问题是死者刘绍勷的身份：查证后才知道他是西南方面派到天津、参加反中央活
动的代表；本来，西南与中央就有许多风风雨雨，这么一搅合，岂不是中央杀了西南的人？
其实，在事前，我们根本就没有晓得刘绍勷到天津参加「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这回事，
从来也没有奉到要制裁刘绍勷的命令，由于阴错阳差，很可能导致更严重的误会。
还有呢，有一年在上海，马路上遇见了友人何君，彼此都了解对方的底细，也就没有避
讳的叙叙旧。谈下来，原来死在天津国民饭店的那位刘绍勷先生，就是何君的老泰山。这有
多么尶尬。虽然我并没有做错什么，可是我总觉得对我朋友不起。
另一件，发生在三十三年的上海，有一天我到马霍路「余祥琴律师事务所」去找余祥琴
兄有事，可不是为了打官司。写字间在楼上，后面有一间小客厅，是专为朋友们「办事」而
设的。有时候聊天，有时候打牌，也进一步作为「密议」之所。这一天，在座的另有一人，
我不认识，于是余祥琴兄为我介绍说：「这位是张法尧律师，我们是同伙。」紧接着他又加了
一句说：「你老兄知道，张律师的老太爷就是上海滩上赫赫有名的张啸林张老……」
好了，我听到这里已经不自在了，担心的是，张法尧如果脱口说一句：「家父遇害，原
来就是台端的主使。」那时节，我虽然可以义正辞严的讲上几句，但终究不是一件大家愉快
的事。
七十三年元月，同难老友盛郁（礼约）邀我一叙。盛礼约兄和我在上海、杭州共患难两
年多，相处得很好，可以说颇有交情。在台湾，他是大学教授、财税专家、名会计师，各有
生活圈子，过从不算紧密。他约我见面，想必有所为也。其实，在没有会晤之前，我已经知
道他要谈什么了。
他知道，我也知道，几十年过去，我们从未揭开来谈论这件事。这一次，总要谈谈。
兪叶封是盛礼约的岳父，兪去世的时候，盛还没有结婚。当然，兪家的专，礼约兄自然
比我清楚的多。
据礼约兄告诉我说：「家岳的确去过香港，是上海总商会会长王晓籁陪他一起去的。在
香港，家岳见过杜先生，但态度颇为冷淡。至于他们究竟谈论些什么，可就不知道了。至于
外间所说的家岳见过戴雨农先生一节，那恐怕是传闻。」
礼约兄郑重的说：「上海总商会会长，是王晓籁先生。家岳没有当过『上海总商会』会
长。」对于这一点，我当场并没有和礼约兄辩白过。等我回来之后，再为查证，王晓籁的那
个「上海总商会」，在战前就有，到了上海沦陷之后，仍继续存在。此外，是否还有个新的
「上海总商会」？我有心再去找个比较令人满意的答案。
礼约兄又说：「家岳的生意很多，认识的朋友不少，从来都不涉及政治，所谓参加『新
亚和平促进会』，恐怕不是事实。」
关于兪、张之间的关系，礼约兄也有解释，他说：「张啸林称家岳为大哥，早年，是家
岳把他拖到上海来的，他之能在上海称雄，得力于家岳之处不少……」。
礼约兄感慨的说：「家岳未曾任过伪职，的确没有什么通敌的事实，政府这样对他，未
免有点过份。」
平常，照礼约兄的性格，是不会说这么多话的，可见他的确是有感而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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