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相配合。除非是元凶巨憝，十恶不赦的；只要能彻底醒悟，痛改其为害社会，卖国求荣
的前非，自是留有「回头」的余地。书中一些戴罪立功、「化阻力为助力」的事例，亦大不
乏人。
朋友们在私底下谈天，也提到过一个微妙的问题：「旣然是为国除害，为什么不把毛泽
东那个魔头早些除掉？」眞是说来话长，这又是三十多年前的旧事了。
民国三十七年底到三十八年初，共军林彪与聂荣臻两部围攻北平之际，笔者本人正担任
国部某特种部队部队长，在冀、察、绥三省与共军展开「政治作战」，并兼理收复区的「绥
靖工作」；又同时受命兼负了一个秘密情报工作单位的责任。由于大势逆转，眼看北平危殆，
就预先在我所统率的部队中，以志愿方式选拔了几十位勇士，而且都具有潜伏条件的，个别
「留置」于平、津、察、绥各地，肩负未来陷后的艰巨使命。
此项「留置」工作，在当时曾获得国防部第二厅郑介民先生和国防部保密局毛人凤先生
的鼓励与支持。所以能获得大量的各式电讯器材和轻便武器装备，以及面粉、大米、工作费
用等的配发，这都是预定用于长远艰苦鬪争的需要上。
「留置工作」的意义，不仅是搜集情报，其最大目的还在接应突变，制造机会，刺杀毛
酋和其它的重要头目们。如果能够依照计划产生预期效果的话，未尝不是一支奇兵，可以创
下不世之伟绩。可惜此项「留置」工作，终因基础脆弱，扎根不深，不幸在北平沦陷后的两
三年中，多相继失事。我们从中共的公开传播及秘密通讯中所透露的情简，所有「留置」的
志士们，其牺牲的悲壮惨烈，较之对日抗战期间，更令人心恸目酸。这许多事迹，都将在第
五部书中，进一步道其原委。
书中提到的「行动制裁」，自然是以人为目标，其所记载的，也都是志士们犯难赴死，
翦除奸佞的实录。因此，又连带的产生了一个「生杀之权」的问题。
有位老人家曾提出质疑问道：「你们怎么可以随便杀人？」这话问得突兀，也可能是一
般局外人所共有的疑问。事实上岂敢随便，卽使在规定的范围与程序中，差一点也不行。
先就一个地区的工作负责人来说，凡是制裁工作，不是奉令执行，便是项目请示奉准的，
绝对没有想杀谁就杀谁的权力。
现场指挥者，也是只能对上级指定的目标进行侦察、相机执行。假如临场遇有妨害工作
进行的障碍、阻挠等情事，原则上固然要立予清除，但也须考量实际情况立下决断。比如说
一眼就可以判明是对方的防卫者，像保镳、护卫之类，你要不对付他，他就会对付你，还当
然不在话下；但若是有个无辜的过路人，揍巧挡住了去路，或遮蔽了射界，妨碍了任务的执
行，宁可失机，说什么也不能动手就打啊！
也有很多人误解，认为戴雨农光生必然是操有生杀大权的了。这个问题可以肯定的回答：
「他也没有，绝对的没有！」他是我们这一部份工作的领导者，也是国家政策关系事务的执
行人，一切举措，均有所遵循，而且是纯理性的。如果说，他对上进言的机会比较多些，那
是事实；可是绝对不如外间所传说和臆测的那么「霸道」。
再举一个例：抗战期间，我们有一位资深同志─他是我所接任的前「上海区」长，不知
为了何故，他在陕西杀了人，虽然也是因公，但事先并未奉准有案，结果以违法被判死刑确
定。这是非常显明的事例之一。纪律严峻，谁敢滥杀！
再说行动工作大多都是在时间仓促，紧急状态下进行的。当然难免有所失误，所以才有
「枪下冤魂」和「误中副车」的情事发生。就我所参与和领导的工作而言，前后也发生过数
起。例如二十三年在天津，明明瞄准的是吉鸿昌，死的却是刘绍勷；二十七年在北平，制裁
对象本是王克敏，不料替死的却是日本顾问山本荣治；二十八年在河内，目标只在汪精卫，
结果伤重毙命的却是曾仲鸣。像这些事例，有的是事出意外；有的境遇离奇；有的也可能是
侦察失误。这种种情况，虽然牵涉不到直接责任，但主事者仍不免要受到警告、记过等行政
处分。可知凡是没有事先奉准的案子，固然不容许自作主张，就是在一定的目标外，做错了
也不行。行动制裁工作绝不是「随便」从权的。
中国模式的「特工」
尤须强调的一点是：为了尊崇我国固有的道德传统，符合我国的立国精神；所以中国模
式的「特务工作」，自有一套适合国情的道德规范。
在已有的许多著述中看到；也在一些「过来人」的言谈中听到，世界各国不分民主或极
权，在「特务工作」活动中，每有不择手段，提起来就令人寒毛凛凛的事例，类如：借敌人
的刀，杀自己的人；强迫自己人自裁，以制造借口；杀自己人灭口，以冀死无对证；把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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