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其中最关键的问题，在于汪直和他的船队绝不是靠烧杀掳掠为生的，这和“海盗”和“倭寇”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无论从什么样的记载中，都可以知道汪直船队的主要生存手段，是进行海外贸易和互市，而且汪直也确实在不断地努力，试图和明政府达成开放海禁的协议，从他当上真正的船队首领那天起，他就在追求这个目标，甚至于他的被捕也是因为他相信明政府会招安并同意互市而导致的，即使在知道自己有可能被杀的时候，他也没有放弃这个追求。
所以单只从这点来说，汪直势力就既不具备典型的海盗特征，也不符合倭寇的定义，而更符合海商的特征。
五，“吾何罪，死吾一人，恐苦两浙百姓”
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正月，胡宗宪兼任浙江巡抚事。这个时候蒋洲在汪直的帮助下，和日本山口、丰后二岛的岛主源义长、源义镇都达成了协议，日本归还被掠人口，并备方物入贡。胡宗宪以此事上奏朝廷，得到了支持，圣旨诏胡宗宪厚赉其使，使之还。
汪直经过两年和胡宗宪的接触，现在又得到了胡宗宪本人的正式保证，同时见到源义长、源义镇的使者被善待，因此开始慢慢打消了因为以前明政府官吏对他背信袭击而造成的不信任，同时也因为他自一开始的目的就是互市，而不是为寇，于是在这强烈愿望的驱使下，同年十月，汪直终于率领部分人马和贸易船队，前往浙江，而日本政府则派出的使者善妙等人，也一起搭乘汪直船队前来通贡互市，最后到达浙江岑港，汪直对胡宗宪说他此次的目的，依然还是希望“胡军门代为疏请通商”，“言不效徐海作俘囚，且欲一巡检职，使得稽压海上，开市以息兵。”（《胡梅林行实》）
此刻即使是朝廷，对招安汪直一事的态度也是支持的，但对互市一事的态度，却还是模糊不清，因为胡宗宪在此前在将汪直事宜上奏后，得到兵部的回答是：“直等本编民，既称效顺，即当释兵。乃绝不言及，第求开市通贡，隐若属国然，其奸叵测。宜令督臣振扬国威，严加备御。移檄直等，俾剿除舟山诸贼巢以自明。果海疆廓清，自有恩赉。”
而后汪直所部积极和明军配合，剿灭海盗、倭寇，于是“两浙倭渐平”，所以胡宗宪又继续上奏为汪直等人说话道：“贼首毛海峰自陈可愿还，一败倭寇于舟山，再败之沥表，又遣其党招谕各岛，相率效顺，乞加重赏。”（《明史》）
对这次的上奏，兵部则令胡宗宪便宜行事，所以才有了汪直的这次归还。可惜，其时朝中还有一派反对开互市的势力，譬如当时的巡按御史王本固等人。
由于上次徐海等人大规模入侵内地的原因，“倭寇”名声实在太盛，时人闻有武装船队自日本复来，顿时大是惊恐，纷纷传言倭寇复犯：“是时，浙东西伤于倭暴，闻直等以倭船大至，则甚惧，竟言其不便。”（《明世宗实录》）这恰好为王本固等人提供了攻击的口实，谓“直等意不可测，纳之恐招侮”，而不少朝臣也有如惊弓之鸟，既未见战事复起，也全然不顾汪直等人此前协助剿灭倭寇的和其图谋被招安及互市的事实，就纷纷开始指责胡宗宪即将酿成大祸：“宗宪且酿东南大祸，而浙中文武将吏亦阴持两可。”（《皇明驭倭录》）因此各路兵马严阵以待。
虽然以汪直此前所为，对他列兵严防并无什么不对，但在胡宗宪经过两年努力即将招安他的关键时刻，这实在容易让汪直怀疑明官吏们准备再次对他背信弃义，利用完了他卸磨杀驴，鸟兽尽而烹走狗。
汪直因此派出毛海峰前去责问胡宗宪道：“我等奉诏来，将息兵安境。谓宜使者远迎，宴犒交至。今盛陈军容，禁舟楫往来，公绐我耶？”
胡宗宪虽然一再解释，但汪直始终不相信，于是胡宗贤又令被他软禁在府中的汪直儿子写书招之，汪直对此则直截了当地回信说道：“儿何愚也。汝父在，厚汝。父来，阖门死矣。”
但汪直却有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他始终想能取得官方的互市许可。
所以最后他终于还是没能忍住这个诱惑，决定冒险一试，为了安全，他要求胡宗宪派一人质为押。而胡宗宪也确实是没想要算计他，确实是想招安他这股东南沿海最大的船队为己用的，于是派汪直表弟方大忠、把总刘朝恩、陈光祖，指挥夏正、通判吴成器等人和毛海峰一起前往汪直的船队，并以指挥夏正为人质。胡宗宪又预先写了为汪直请赦免的上疏，并引毛海峰入其卧室让毛看见，所以当毛海峰在回去后告知了汪直这个情况后，汪直决定晋见胡宗宪面谈。
汪直终于只和叶碧川（宗满）、王清溪（汝贤）三人极少数随从，前去入谒胡宗宪。
胡宗宪因为确实真想招抚汪直和开放互市，所以对他们慰藉之至，又为了改善他们和反对派巡按御史王本固等人的关系，建议他们前去拜见王本固，汪直等人则慨然应承。
但是，意外发生了。他们三人一到杭州就被王本固下了大狱。
胡宗宪闻讯大惊，知道出了大事，因为毛海峰的船队还在那里停着，这是会引发严重后果的，所以急忙上疏为汪直分辨，一面为汪直说好话，一面降低要求，请求让汪直带罪立功，“俾戍海上，系番夷心”，希望能保住汪直，而王本固则固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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