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朝贡贸易政策及失败
永乐年间以后，全国政局相对稳定，经济恢复迅速。嘉靖年间以后，东南地区经济发展尤快，出现了许多商品生产基地，如苏州、松江一带“其民独耗于木棉”，“郊原四望，遍地皆棉”，湖州以生产蚕丝著称。此外，手工业产品如杭州的绸缎，江西的瓷器、纸张，安徽的笔墨文具等也能大批生产。这为明中叶海上贸易的广泛开展提供了优厚的物质基础。
但是，明政府在对外贸易中仍一贯地采取朝贡贸易政策。
朝贡贸易(又称勘合贸易)是指海外诸国与明政府间进行的以朝贡为名的有限制的贸易。明政府明文规定:“贡船者,法所许,市舶之所司,乃贸易之公也；海商者,王法之所不许,市舶之所不经,乃贸易之所私也”(邓钟:《筹海重编
对明朝政府来说,贸易是为政治服务的,是“抚御四夷”、显示皇威的手段。通过朝贡形式的贸易,其政治意义向来大于其经济和商业价值。它充分体现明王朝的尊严与高高在上，体现明王朝当时在国际关系中的高姿态与高地位
朝贡贸易非常死板、僵硬。它有许多具体而繁琐的规定。明王朝不厌其烦地下令规定各国朝贡贸易的期限、入贡的船只、船只停靠的港口、随从人员、贡物品类,还规定勘合制度。如规定琉球2年一贡,安南、占城、高丽3年一贡,日本10年一贡,且每一贡期人限200名,船限2艘,并发给一些编有号码的许可证---勘合,勘合不符者不予接待。并且每一个新皇帝登基,旧的勘合作废,必须等到新的勘合颁布才可贸易。
明朝政府在宁波设立市舶司，专门负责接待日本的贡船。而在当时,日本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进步,商业也发展起来了。这样,一方面提高了各地诸侯的奢侈yu望,他们需要更多的货物和钱财;另一方面,也需要进一步扩大国外贸易,以换取他们所必须的东西。明朝是日本所需进口货的主要供给国。明朝的丝、丝棉、棉布、锦绣、红线、水银、针、铁锅、瓷器、古钱、古字画、古书、药材、毡毯、马背毯、小食箩、漆器、醋等,都是日本所喜欢的。这些货物从中国运到日本后,价格都相当昂贵,如:丝绵匮乏时每百斤银至200两;红线每百斤价银70两;水银的价格10倍于中国,缺少时每百斤银300两:针每根价银7分;川芎每百斤价银60多两(胡宗宪:《筹海图编》卷2,《倭好》)。商人运货到日本可获得原本5～6倍的利益。但日本要想获得这些中国货,其正当途径只有向明政府“纳贡”。通过“纳贡”,一则可以得到超过贡物价值的赏赐,二则可以随贡船携带货物到中国进行贸易。因此,日本的实力派都争相夺取遣明贡船的组织权,并乘机捎带私货。为此,终于爆发了争贡事件。
嘉靖二年五月，日本藩侯的两个朝贡使团在宁波为入贡资格问题爆发了“争贡之役”，使很多无辜的中国军民被杀或被掳，“浙中大震倭自是有轻中国心矣”（《明史纪事本末，卷55.沿海倭乱》）。
此后，明朝统治者认为“倭患起于市舶，遂罢之”，并对日本“闭绝贡路”，实行更加严厉的海禁政策。虽然，日本的大内氏又派遣了最后两次遣明船,但每次都受到严格限制(10年一贡、船３艘、人员百、禁止带用兵器)。还有,从明朝方面的记录中可以知道,在此前后曾有船舶请求以日本入贡船方式通商,但都被以没有表文(国书)或不逢贡期为理由,而予以拒绝。由此,对严格管制下的勘合贸易敬而远之的日本一部分海商,开始参加当时正在兴起的中国海商的海上贸易活动,往来于各港口,开展东亚海上的民间贸易。这些海商贸易所经营的中国商品是多方面的,有生丝、绢织物以及丝绵、棉布、锦绣、水银、铁锅、陶瓷器、药材等物品。
恰恰在这个时候，国际环境出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15世纪末16世纪初，随着地理大发现，西方航海贸易商人的势力开始向东方扩展。特别是葡萄牙人的向东发展，活跃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上，他们以满刺加为根据地，逐渐将势力伸张到中国的沿海。先是到广东，继而至福建、浙江，与中国海商发生联系并展开竞争。但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刚刚兴起，经济实力不够雄厚，有竞争能力的商品也不多，此时，他们还不是中国海商的对手，早期西方殖民主义者不仅未能垄断东方市场，对中国海商构成威胁，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海商的活动。于是，到了嘉靖年间，舟山的海商应势而生，并形成一定规模，他们不再受着朝贡贸易的支配，改变了以往仅仅是被动、消极地从事经济活动的态度，而是勇敢地冲破政府的禁令，积极地参与对外贸易活动。
3.舟山群岛海上贸易基地的产生
舟山群岛历来是浙东和长江流域的出海门户，是与日本、朝鲜半岛诸国通航的主要港口，海外贸易的重要商埠。相传秦始皇派遣徐福入海求仙，就是在浙东大陆入海经过舟山抵达日本的；唐朝的舟山是日本遣唐使的中间站，著名的高僧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也多次经过舟山；明朝的郑和３次出使日本、７次下西洋，也都经过舟山。
舟山群岛位于对日实行朝贡贸易的宁波港外围,有千余岛屿组成,岛与岛之间的海湾错综复杂,避风防浪条件良好,许多港湾航门狭窄,两侧岬角突起,形成许多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水道。岙山岛、普陀山及沈家门外港域是日本贡船待港的地方。据景泰四年(1453)入贡的日本使臣允澎记述: “当他们的贡船到达普陀山,在莲花洋停泊后,便有彩船100余艘，绕使船前来迎接,赠给酒、水、食粮等物。进抵沈家门后,有官员乘画舫50余艘,吹角打鼓前来迎接。接着就有巡检司来的官船作向导,经由定海进入宁波”(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但日本的船只或因冒充贡船,或因贡期未至,或因超过规模,未准进入宁波港,只能在上述地方等待。碰到这种情况,一部分日本人在等待勘合中,与舟山的百姓或海上商人偷偷地私下交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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