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命的最后，忽必烈到底看清了伯颜是一个可以完全信赖的纯臣，是足以托付大事的忠贞之士。君臣二人的关系虽有波折，总算是善始善终。
忽必烈在太子真金去世后，一直没有再册立太子，直到至元三十年才将“皇太子宝”之印送给皇孙铁穆耳，算是一个册立的表示，但并非正式指定其为继承人。于是，宗王、贵族、重臣不得不再次拿出蒙古老传统，在上都召开“库里台大会”，选定嗣君。
此时忽必烈的四个嫡子都已经去世，庶子宁远王阔阔出和镇南王脱欢都没有竞争的实力，孙子辈中只有真金太子在世的两个儿子晋王甘麻剌和铁穆耳最具实力。甘麻剌才能平庸，没什么战功，铁穆耳聪明能干又战功显赫，可是却有酗酒的毛病，该选谁来继承帝位，直接关系到日后帝国的兴衰。伯颜等三位顾命大臣的担子十分沉重。
在大会上，甘麻剌仗着自己是真金太子长子，想和铁穆耳竞争，史称“亲
王有违言”，虽然大多数大臣都不倾向于他，可碍着他的身份也不好出面。此时，伯颜“握剑立殿陛，陈祖宗宝训，宣扬顾命，述所以立成宗之意，辞色俱厉”，玉昔帖木儿也劝导甘麻剌：“宫车晏驾,已逾三月，神器不可久虚， 宗祧不可乏主。畴昔储闱符玺既有所归，王为宗盟之长，奚俟而不言。” 甘麻剌见功劳最大，威望最高的重臣都已经站在弟弟一边，只好说道：“皇帝践祚，愿北面事之。”
大元王朝第二任皇帝的人选终于在伯颜和玉昔帖木儿一个黑脸一个红脸的软硬兼施下，确定了下来。当年四月十四日，铁穆耳在上都大安阁登基为帝，是为元成宗，“完泽笃汗”。
玉昔帖木儿在成宗登基后，曾说“大事已定，吾死且无憾”。这句话不但对他自己是一语成谶，连带着伯颜也被说中，这两位顾命大臣，竟然在成宗继位后的第一年中先后去世。玉昔帖木儿病逝于十一月，年仅五十三岁。不到一个月，伯颜也病逝家中，年仅五十九岁。
跟着忽必烈南征北战的名将们，史天泽、阿术、阿里海牙、阿剌罕、阿塔海、董文炳、张弘范等都在忽必烈之前相继离世，而最后连伯颜和玉昔帖木儿也走得如此匆忙，紧追世祖而去。
天意也许在告诉初登大宝的成宗铁穆耳，战争的时代已经过去，守成安国才是他的责任。
【正文】
灭宋者非宋人——厓山刻石的张弘范
小时候学成语，读到“一字千金”时，总感觉奇怪，一个字而已，值得了那么多钱吗？后来逐渐学会遣词造句，才发现对于读书人来说，一字之增减，何止值千金，真是“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
汪精卫早年曾是不惜舍身成仁的革命义士，在谋刺摄政王不遂被捕后，在狱中写下“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诗句，激昂悲壮，直追谭嗣同，后来又是国民党栋梁，创建民国有他很大功劳。岂料却在抗战期间失足落水，成为汉奸，于是有人将他的名作每句增加两字，改为“当年慷慨歌燕市,曾羡从容做楚囚。恨不引刀成一快,终惭不负少年头”。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讽刺的相当辛辣。
而在明末，大明进士洪承畴以文人掌兵，屡败农民军，被明崇祯帝视为栋梁，极为器重。洪承畴为了炫耀皇帝对自己的赏识，也为了表明自己的忠贞不二，亲手撰写一副对联，挂在自家中堂之上，曰：“君恩深似海，臣节重如山。”日后投降清朝，成为请摄政王多尔衮入关的“导人”，并为平定江南不遗余力。有人便在这对联每句加了一字，为“君恩深似海矣，臣节重如山乎？”立即从感叹成为责问，也是直指人心，毫不留情面。
这样的典故，在元灭南宋的那个时代，也有着生动的演绎。当南宋最后的抵抗军和流亡政府全体覆灭于厓山海面时，元军总指挥张弘范志得意满，命人刻石纪念，写下“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岂料，他收兵北归后，有人添了一字，成为“宋镇国大将军灭宋于此。”这一下从标榜自己的功绩变成自曝其丑，不亚于在大街上高喊“我杀了我爹”，添字之人也算损到了家。
不过，汪精卫是孙中山先生最信任的人之一，背叛民国，被人指责无可非议。洪承畴受大明崇祯皇帝厚恩，背叛明朝，也该被唾骂。而张弘范从小都不是宋人，父亲做过金朝的官，后来又在蒙古帝国时期成为世侯。他自己生命的最辉煌的时光，是在元军里当将军，可说无论是与南宋还是北宋都是八竿子打不着。被无缘无故冠以“宋”字，可称冤枉。
当然，可以说张弘范是汉人，南宋时汉人的朝廷，汉人灭了汉人朝廷最后的武装和政府，自然是汉奸。但古人的民族主义绝没有今人这么明确，主要是“食君之禄忠君之事”，既然吃元朝的俸禄，就要为元朝皇帝出力。南北朝时期，北朝称南朝为“岛夷”，南方称北方为“束虏”，双方都以自己为正统，也各自有忠臣，元朝时期也大体如此。元末时期，也有很多科举出身的汉人不理会朱元璋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口号，为元朝殉节而死。做汉奸做到抛投率洒热血，就说不过去了。只能有一个解释，古人的社稷朝廷和我们现在的国家民族，实在不是一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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