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统元年四月，刚登上帝位的忽必烈设立中书省，便即起用王文统为中书平章政事，地位一下子高于原藩府旧臣张文谦、廉希宪、张易等人。
从一个世侯幕僚一跃而成为帝国宰相，王文统自然对忽必烈感激涕零，上任后，将自己的才学倾囊献出，操持国事不遗余力，“凡军国大事，皆有成算，然后撮其要领，使例相比，……虽纵横论难，不出所预”。
中统元年五月，王文统主持建立十路宣抚司，对各路诸侯实行监督，整肃州县吏治，规定宣抚司官的考核标准是“户口增，差发办，方为称职”，使人民安于田里，国赋能如数征收。七月，王文统以平章政事主持燕京行省，命各宣抚司选取儒士、吏员通钱谷者赴省任用，置左、右司及其他各下属机构。
中统二年初，行省颁布新政条例于各路宣抚司，对税粮出纳、劝课农桑、刑罚治安、州县官吏考核黜陟等等地方政事作出明确规定。三月，王文统又上奏设置中书左（吏、户、礼）、右（兵、刑、工）部并定其职责，任命了左、右部尚书；制订民事条画二十七款及各路宣抚司应行条画七款；内外新旧官员改授定制；制订中书省工作条例十条等。高度完善了帝国政治制度。
同时，王文统还下大力气对钞法进行改革。针对从窝阔台汗时代开始的币制不统一，各地都发行钞币的混乱局面，王文统主持在由中书省统一发行“中统元室交钞”，同时废除了各路所行钞币。发行新钞取代旧钞，最重要的是不能“一刀切”，让持有旧钞的百姓蒙受损失。在钞法改革上，王文统的作为可以用“如履薄冰”来形容，日与主管部门交钞提举司及诸省官商议，博采众议，分析利弊，采纳宣抚使刘肃的意见，许各路之钞如数收换，使百姓免受损害，并命各路宣抚司限期将所管地方“钞法有无阻滞，及物价低昂，与钞相碍，于民有损者”及时解决。因此中统钞法初行时信用很高，流通甚畅。通行海外。汪大渊所著《岛夷志略》中记载，中国商人在交（越南北部）、罗斛（泰国南部）、乌茶（印度奥里萨邦北部）等地用纸币与当地货币折价使用，“甚便民”。
王文统为相，兢兢业业，勤恳任事，对于国政民政都有不凡贡献。而尤其难得的是其人并不擅权，处理政务从不独断专行，而是虚心听取下属和同僚意见，采取最为行之有效的政策，“元之立国，其规模法度，世谓出于文统之功为多云”。这样的宰相，原本可以以“贤相”之名载入史册的。
可惜，王文统因为感激忽必烈的知遇之恩，便难免会有迎合主上的作为。元朝建立之初，战争不断，需要源源不断的经费支持。身为宰相，要为主分忧，不能让皇帝打仗没有粮饷，奖赏有功之臣手头拮据。王文统自然以理财为头等大事，既是“头等”，则主张重利，凡是以利为先。这就严重触动了正统儒臣们的道德底线。
以许衡、姚枢、郝经、窦默为代表的儒臣之所以忠心辅弼原本被称为“夷狄”的蒙古皇帝忽必烈，就在于忽必烈附会汉法。一改蒙古帝国时期的杀伐攻略、横征暴敛，颇能以民为重，义以利先。这样的人成为中国之主，才有可能建立继承他们心中的自古传承的正统王朝。他们也就会以名臣跻身于煌煌史册。
可忽必烈毕竟是“附会”汉法，虽然并非如祖先那样用纯粹的蒙古传统来“以夷变夏”，却也并非如北魏孝文帝那样完全抛弃本民族一切文化特征来“以夏变夷”。他是希望建立一个内核仍保持蒙古传统，而外在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文化来重塑一个国家。汉法派希望的那种“独尊儒术”的状态并不在忽必烈的考虑范围之内。
因此，虽然王文统也是儒士，但其人专注于法家和纵横家之“术”，凡是只讲究实效，并不关注于“义在利先”这样纯粹道义问题，再加本身能力非凡，自然深受忽必烈信任，以新进官员迅速凌驾于那些早已跟随忽必烈左右的儒士之上。这样，无论从思想主张还是个人利益来说，汉化派迅速成为王文统势不两立的政治敌手。
【正文】
当王文统被委任为平章政事，窦默便上书忽必烈直接对王文统进行抨击：“平治天下，必用正人端士，唇吻小人一时功利之说，必不能定立国基本。为子孙久远之计，其卖利献勤、乞怜取宠者，使不得行其志，斯可矣。若夫钩距揣摩，以利害惊动人主之意者，无他，意在摈斥诸贤，独执政柄耳，此苏、张之流也，望陛下察之” ，但忽必烈没有听从。之后，窦默与王鹗、姚枢等又在忽必烈面前指斥文统：“此人学术不正，久居相位，必祸天下”，并认为当宰相的最佳人选“无如许衡”。可忽必烈认为许衡并没有宰相之才，对他们的话置若罔闻。
深谙政治纵横之道的王文统，自然也不会屡受攻击而不还击。但窦默、姚枢都是忽必烈藩邸旧人，与忽必烈感情很深，许衡又是当代大儒，忽必烈虽并不重视他，却很看重其在朝野的影响力，进行直接的反击不会奏效，只能采用迂回。于是，便表奏姚枢为太子太师，窦默为太子太傅，许衡为太子太保。这看起来是抬高三人身价，但其实是减少甚至隔绝了三人在忽必烈身边的机会，“阳为尊用之，实不便数侍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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