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默、姚枢已经看出自己不可能扳得倒王文统，决定顺坡下驴，以此避祸。可许衡认为还没有正式册立太子，太师、太保、太傅从何而来？于是三人退回诏书，拒不领命。忽必烈于是改任命姚枢为大司农，窦默仍为翰林侍讲学士，许衡授国子祭酒。不久，已经感觉无所作为的窦默、许衡辞职回乡。王文统轻描淡写地扫除了威胁。
自己能力出众，又深受皇帝信任，而且还能做到出世圆滑。王文统不说能终身显贵，当个十年八年的太平宰相原本是题中应有之意。可惜，人的一生并非全由自己掌握，往往会因与自己并不相关的事改变命运。正当他一帆风顺的时候，一场突如来的大变立即将王文统推向了万劫不复。
这场大变便是山东李璮之乱。
李璮是王文统的女婿，又是“故主”。他在忽必烈艰难的时刻掀起反旗，对忽必烈的打击无论从现实还是心理上都十分巨大。而王文统也无可避免的会被怀疑。
在李璮正式叛乱之前，济南路万户兼总管张宏就曾经向忽必烈揭发李璮谋逆的十条罪状，其中便牵涉王文统，所控罪状可说刀刀见血：
诏命市马诸路，无论军民概属括买，独不及益都——这是帮助李璮储备军需；
中统钞法诸路通行，唯璮用涟州会子，而以所发中统钞到济南买物——这是没有将李璮的地盘纳入朝廷的经济体系；
山东盐课之额岁以中统钞计应纳三千五百锭，减为二千五百锭，中统元年本应恢复旧额而未复，继续侵用国家盐课，又以取宋涟水请功邀赏，留用本境岁赋——这是在侵害国家利益的前提下，满足李璮自己的财货用度，也是为谋逆的奠定资金基础。
张宏在奏章上明确写道：“平章政事王文统，故璮参佐，倘中外连构，窥伺间隙，以逸待劳，此尤可虑。”建议“亟宜罢王文统”，并调李璮从征漠北而择人代治益都。忽必烈的批复则是事属机密，但令勿泄 。
忽必烈并非不察觉李璮的种种不轨，但一方面因为要应付对阿里不哥的战争，不想让南方出事。另一方面也是处于对王文统的信任。
但李璮个人野心膨胀，终于于中统三年二月三日在外无襄援，内无策应之下发动叛乱，并迅速陷入到困守济南孤城的绝境。他昧于大势的一意孤行，确实是自取灭亡，却无端连累了老岳父王文统。
【正文】
李璮乱发后，许多人揭发“文统尝遣子荛与璮通音耗”，忽必烈召文统质问：“汝教璮为逆，积有岁年，举世皆知之。朕今问汝所策云何，其悉以对。”文统对曰：“臣亦忘之，容臣悉书以上。”写了书面的材料呈上，具体内容没能见诸史书，只知道其中有“蝼蚁之命，苟能保全，保为陛下取江南”之语，看来王文统并没有承认“教璮为逆”的指控。
但这时，李璮派人将王文统曾写给他的三封书信送还，被巡逻兵截获，送到世祖面前。忽必烈“以书示之，文统始错愕骇汗。”书中有“期甲子”一句，“世祖曰：‘甲子之期云何？’文统对曰：‘李璮久蓄反心，以臣居中，不敢即发，臣欲告陛下缚璮久矣，第缘陛下加兵北方，犹未靖也。比至甲子，犹可数年，臣为是言，姑迟其反期耳。’世祖曰：‘无多言。朕拔汝布衣，授之政柄，遇汝不薄，何负而为此？’文统犹枝辞旁说，终不自言‘臣罪当死’，乃命左右斥去，始出就缚。”
无论《元史》还是《新元史》，对于这次审讯过程都语焉不详，疑点百出。王文统呈上的交代材料到底都写了些什么？为什么李璮会把王文统写给他的书信送还，还正好被“逻者所获”？王文统给李璮的书信，内容是什么，是串通谋反还是确如他所说“姑迟其反期耳”？
疑点多，且无其他旁证，我们只能存疑。但忽必烈却并未存疑，已经认定王文统谋反证据确凿。于是召窦默、姚枢、王鹗、刘秉忠及张柔等人，把上述三封书信给他们看，问“文统当得何罪？”窦默、姚枢是王文统的政敌，自然不会有什么好话，刘秉忠虽然一直是王文统的支持者，但在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也必须站在正确立场上。于是诸文臣皆答：“人臣无将，将而必诛。”所谓“无将”，出自《公羊传》，意谓不得企图叛逆，只要是企图叛逆就该杀。武将张柔更是干脆说“宜剐”！忽必烈让大家“同辞言之”，也就是统一口径，于是都说“当死”。王文统的命运就此决定。
是年二月二十三日，王文统及其子王荛以同谋之罪被诛杀，元朝初年的王文统时代迅速落幕。
王文统与窦默、姚枢、许衡等人的政争。虽可算理财派与汉法派之争的开端，但王文统本人并非嗜利无行的佞臣，其当政时的种种举措对民生也极为有利。他自己其实只能算是汉法派中较为务实的一份子而已。儒化极深的太子真金虽深受老师窦默、姚枢的影响，但对王文统也很认可尊重 。如果由他长期秉政，其实并不妨害元朝日后走上汉化的道路。他被李璮牵连而死，忽必烈“始疑书生不可用”，纯粹以理财为要务且丝毫不关注民生的阿合马等人才有了登上历史舞台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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