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推举便成为官员选拔的主要手段。所谓推举，就是将“吏”推选为“官”。虽然人们一般把“官吏”并称，但在古代二者可相差甚远，官是经过科举出身由国家任命的政务员，而吏却只是非正途出身，在衙门里操持具体事务的事务员，不算国家编制，虽然能拿朝廷俸禄，却属于“不入流”。不过，吏的地位虽低，却很重要，靠读书考试成为官员的读书人吟风弄月、寻章摘句很拿手，却无法处理繁琐的具体事务。真正做事的往往都是吏，要说对国情民瘼诸方面的了解，十个官也未必及得上一个吏。
两宋时期，胥吏为士大夫所不齿，由吏入官是极个别，若是哪位不是考科举而是因为在吏的职位上做出成绩而升为官，便会被认为不是正途入仕，被人鄙视。可到了元朝，忽必烈讲究务实，既然吏是从基层干出来的，处理事务的能力自然出众，于是大开以吏升官之门，中下级官吏都要从令吏、司吏、通事、奏差等吏员中选拔。本来官与吏高下悬殊，属于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区别，这下很快就成了平起平坐的“哥俩好”——“曰官曰吏, 靡有轻贱贵重之殊。今之官即昔之吏, 今之吏即后之官。官之与吏情若兄弟, 每以字呼, 不以势分相临也。”
以吏为官，大量有实际事物经验的基层干部有了提拔升迁的机会，对于政府建设、政策推行自然大有好处，可这推举制度名为“制度”，却没有“机制”。一个胥吏要成为官员，能否被推举，没有固定的选拔模式，是否能力出众没有统一标准，这就出现了“领导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领导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的情况，通过人情关系、贿赂请托等手段获取推举就大行其道。而胥吏虽然粗通文墨, 但未经过系统的儒家教育，有术而不通“道”，大部分没有“八荣八耻”之类的价值观，他们为官之后, 往往比科举入仕的贪官更加巧取豪夺、寡廉鲜耻，所谓：“府州司县吏人幼年废学, 辄入吏门。礼义之教懵然不知, 贿赂之情循习已著, 日就月将。及至年长, 即于官府勾当, 往往受脏枉法, 遭罗刑宪。”
中国自古讲究“德才兼备”，德在才前，一旦拘泥，便会让大量迂阔无能之辈和伪君子进入仕途，而以吏为官，重术不重道，却又使得真小人充斥官场，在专制时代，这样的矛盾始终无法化解。可相对而言，无道德的人能力越大危害越大，与有道德却比较平庸的人相比，是两害相较不能取的“重”。
阿合马才能出众而道德败坏，他的政策之所以能大行其道，不能不说与以吏升官的推举制度大有应和。
和礼霍孙请开科举，并非不知道科举之弊，但在没有更好的代替制度之前，科举确实是最不坏的选官制度。然而，身为蒙古人的和礼霍孙却忘记了，老皇帝忽必烈对于科举的厌恶，除了其不够务实之外，还因为这项制度会使得汉人迅速占据各级官僚体系，蒙古人、色目人要说学习子曰诗云如何是汉人的对手？当地方中央的官员大部分成了汉人，且不说蒙古人的统治地位堪忧，自己想要坚持的“内蒙外汉”的体制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土崩瓦解。在经过山东李璮之乱和暗杀阿合马事件之后，忽必烈对汉人的猜忌越来越深，着这个时候提出开科举，无疑是逆老皇帝的龙鳞。
何况，和礼霍孙做了宰相后，光想着清除阿合马的影响和推行汉法，对于日益窘困的财政并没有提出行之有效的整顿方法，也没有新的生财之道，“朝廷之臣讳言财利事，皆无以副世祖裕国足民之意” 。阿合马在时，虽然结党营私，但生财有道，老皇帝也就睁一眼闭一眼，而和礼霍孙隐然有结党之嫌又不能从君所欲，现在又想实行严重动摇蒙古勋贵地位的科举制度，宰相当到头也就没什么悬念了。
皇帝有需要，而当朝大臣不能满足，那么可以满足的人便会取代他们。新一代的理财权臣的呼之欲出，也就成为必然。
【正文】
沿着阿合马之路前进的，倒并不是以经商著名的回回人，而是一个吐蕃人桑哥和一个汉人卢世荣。
第一个进入世祖视线的是桑哥。其人在《史集》中被说成是畏兀儿人，这应该是作者拉施特远在伊朗，听传言所做的记载，并不准确。他应该是 “出身于噶玛洛部落”的吐蕃人 ，也就是吐蕃帝国第五代赞普赤松德赞时代派驻脱思麻地区（今青海东部、甘肃东南部和四川西北部）的吐蕃军队的后裔 。在至元初年，帝师八思巴在脱思麻地区活动时，将其收为自己的侍从官。日后随八思巴来到大都，因见识广博，很得八思巴喜爱，因此有很多机会代表八思巴到世祖驾前奏事。桑哥口才很好又见多识广，每次奏对都很符合世祖的心意，世祖一高兴便向八思巴提议，将桑哥留在自己身边任职。
桑哥“能通诸国言语，故尝为西蕃译史”，因此颇受重用，不久便成为掌管佛教和吐蕃事务的总制院使（宣政院前身）。相对于阿合马除了理财别无所长，桑哥倒是个多面手，不但具有语言天赋，理财本事超群，而且颇有军事才能。至元十七年，西藏的第二任本钦贡噶桑布与八思巴意见不合，造成西藏地方骚乱，桑哥受世祖之命率军进藏平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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