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教皇和国王有关系有一定的时期限制，早期的基督教在罗马帝国是受到迫害的，只有在罗马帝国宣布基督教为国教时，教皇和国王才有可能产生关系。
第一个阶段：国王决定教皇。
在罗马帝国承认基督教为国教以后，罗马帝国就将基督教纳入到自己的保护之下。在这个阶段，历任的罗马帝国皇帝都自觉成为基督教的保护者，并深深介入到基督教教会的内部事物之中。基督教教会内部产生的矛盾要由罗马皇帝裁定是非，而教会的教皇则由罗马皇帝批准才可以就任。
第二个阶段：教皇决定国王。
罗马帝国灭亡以后，欧洲出现封建制，产生了大大小小的封建王国，这些国王权力的合法性自己说了不算，要经过教会教皇的‘祝圣‘才具有合法性。教皇不‘祝圣‘国王就不合法。这时教皇就有了对国王即位的决定权，教皇不同意某个国王即位，只需不给他‘祝圣‘这个国王就瞎菜。于是教皇这时就产生了对于国王的决定权。
第三个阶段：教皇和国王平起平坐。
宗教改革以后，教皇失去了对国王的决定权。其实，欧洲有些国家的宗教改革运动是在国王或明或暗的支持下发动起来的。宗教改革打击了教皇对世俗社会的控制权力，欧洲社会政教分离。宗教改革以后，国王和教皇平起平坐，各干各的。
更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1526年攻陷罗马以后，以后的历代教宗实际已经不敢公开反对世俗君主的政治活动了。
但欧洲的国王和大明的皇帝有着截然不同的特点：欧洲的国王是封建制度的产物，王国的结构是分层封下去的，而且世代相传。而被分封者有向分封者交纳所得税的义务。大约是所得的十分之一。所以欧洲的王国结构有点像逐级承包，国王就是一个发包商，但权力有限。
但大明的皇帝是一个高度集权的代表。中国的国家结构自秦开始是郡县制，皇帝任命官吏管理，但任命的官吏定期轮换。中国的封建制度在秦朝时就结束了，因为这个封字已经越来越弱了。封建，即封邦建国，古代帝王把爵位、土地分赐亲戚或功臣，使之在各该区域内建立邦国，即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看看中国，秦朝开始又哪里还有这种封建制度？
正因为中国国家政权力量无限的开始集中强大，宗教与皇帝如何定位，这一点谁又能说的清楚？除非是到了宗祯帝这样的天主教教徒手中。才能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而朱由校以此为题让李国普问，在场的人直接无法回答。这里面当然是有陷阱的，位置之事，就三种，高、低、平，三种选择，但无论选择哪一种。都会落入朱由校的陷阱。
大明皇帝位置高于教宗，那还有什么可谈的，不想让你来传教，就这么简单。
低于的话。凭什么非找一个比大明皇帝位置高的人，自己有病吗？还是天主教一方有病，非要强加在大明身上一个太上皇。这个大明当然不会允许了。
而平等的话。既然平等，我可以让你来，也可以拒绝你来传教，那是大家的自由，谁也管不着谁。
这个问题在以前就已经提出来后，金尼阁哪里不知道。但就是知道，这个问题才不好回答。
“明皇陛下这个问题问的有些荒诞了。罗马教庭距此万里之遥。路上之艰难曲折非人可想，无论是明皇陛下还是教宗，均不可能远涉重洋，更无相见之日，又何来谁拜见谁之说？”金尼阁虽然不是汉人，这招太极推手还是推的不错。
“阁下，欧州虽远，蒙古铁骑亦能到达。况将蒙古诸部俱已消灭的我大明圣天子乎？”李国普淡淡一笑，其中的意味也是相当的悠长。
一旁的郑芝龙听的也是一阵的恶寒，这一年来，他跟着明皇东征西讨，算是认识到了明皇的强悍，此次作为副使参加谈判，当然是皇上的安排。原因相当的简单。一是他本身就是天主教教徒，二是曾经在荷兰船队上任过通事，三是要打海战了，他有了用武之地。
皇上对于天主教的态度他当然知之甚详。也早已退出了，他的入教也只不过是一种交际的手段而已，当然是可以信也可以不信了。
不过他所接触的无论是荷兰、葡萄牙还是西班牙船上的人员，都是信天主教的。天主教的强大，他也侧面的了解过一些，但这样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放言威胁天主教，这还是让他意想不到的。
蒙古西进欧洲，打到了多瑙河，这是欧洲与蒙古的第一次交锋。偏偏大明的建立，又是赶跑了蒙古，更有当今皇上提马杀退的蒙古四十万大军的战例在。这话说出来火药味更加的浓。
“李尚书阁下，蒙古西进欧洲，那是在三百余年前，才能有幸得胜。但此一时彼一时也，大明二百年前杀的蒙古北逃。但几年之前，守边又有多难？边墙之外的蒙古人又是何等的凶残，这一点李尚书阁下，不会不知吧。而三百年后的欧洲，无论是科技还是武器，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连大明为了对付建奴的侵略。尚去澳门购买葡萄牙大炮，雇佣葡萄牙兵士。这点区别恐怕无须在下再比较吧！”
金尼阁带着一丝的轻视，看着李国普，笑话，难道还以为现在的欧洲还是以前那样的弱小吗？
“贵使所说的此一时彼一时，本官倒是无比认同，所以蒙古人已经无法再嚣张下去了，被我皇已经打到了快灭族的程度。”李国普喝了一口茶，平淡无奇的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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