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民众都无视了周树人接下来的话，“改革么？武器在哪里？工读么？工厂在哪里？”共和国已经提供给了人民平等机会。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一辈子都不会理解到，为了削弱特权阶层的永久掌握权力的可能，共产党内部正在努力推行的独生子女政策的意义。人民正在通过国家提供的渠道改变着自己的命运。
地位的差距，财富的差距，都在极大的影响着共和国人民的情绪。这些情绪的正面影响，就是人民更加注重学习，更加注重高学历的作用。人民也更加勤奋的劳动。不过，必须得承认，这部分人相比较起来还是少数。更多的人仅仅是不满。当然，也有很多人走上了另一条道路。人民收入虽然不高，但是社会物资的数量极大提高了。只要能够将这些物资非法的弄进自己的口袋，那么就意味着财富的增加。
共和国还没有如同历史上一样进行过“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坏份子的数量颇为可观。特别是那些曾经从事过匪徒、黑帮行业的人也还在，以这些人为核心，各种有组织犯罪集团开始活跃起来。
李春生是北京一名很普通的银行职员，1958年夏天的某天，他上班的时候在一个天桥的下面被抢了手提包。郁闷了一上午之后，他下午回家时又被抢了钱包。在警察局报案之后，他晚上回家，在上午被抢包的那个天桥下，又被打了闷棍。打闷棍的明显是一个新手，下手没有轻重，李春生变了植物人。三个月后，他家人承担不起维持生命的费用，被迫拔管，于当天去世。
哀号的家人披麻戴孝的跪在公安局门口要求公安局抓到凶手，报纸也开始连篇累牍的报道此事。在全国各地，各种犯罪行为引发的愤怒也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公安部觉得时机已到，提请开始“严打活动”。
“严打”是不“治病救人”的，它只惩前毖后。空前的重刑，意味着落网的犯罪者，无论是新手还是老手，都会一视同仁的判处死刑。
司法系统装聋作哑，对这样明显违背法律条文的行动视而不见。政府自然是暗自高兴，没有了这些人，国家机关也会轻松很多。军队对此也比较欣慰，毕竟有过不少次军人制止犯罪行为，歹徒负隅顽抗，让军人受伤甚至死亡的事件发生过。
但是党内的争论就很多，主席认为不应该对人民下这样的毒手。虽然他们是犯罪者，但是犯下这样的犯罪，也是政治工作不到位的表现。不过主席这次就势单力孤了，马前卒都不太支持他。对马前卒来说，这些人明显是社会不适应者，国家实在是没有足够的钱财对这些人进行改造了。而且没有“镇压反革命”的运动，这一课怎么都得补上。所以党内的投票，也通过了支持的协议。
至此，上层达成了一致决议。一场席卷了整个中国的“严打”风暴开始席卷全国。
公安部得到三巨头的联合下发的最终决议之后，立刻紧锣密鼓的开始执行。他们早就拟定出一大批名单，严打行动开始的第一件事，就立刻按名单开始抓捕。不仅如此，在公安部的紧急会议上，对于枪毙以及定罪的数量也有严格的规定。每个地方都必须杀一批，抓一批，以威慑不法。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对于重点地区则要重点打击。
龚自珍曾经有诗，“我愿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对于蒸蒸日上的共和国来说，犯罪人才是完全可以扼杀在摇篮当中的。而且共和国十几年来，民兵系统也进进处于一种完全没有实战的状态下，“严打活动”也是对民兵系统的一次实战训练。
共和国的社会管理模式自从建设之日开始，就受银行团理念的巨大影响。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必须严密的结合在一起，这样才能够让社会管理更加有效，更加人性。所以城市当中的社区建设一直是重中之重。社区不仅仅是居住区，更是共和国诚实的基层单位，特别是进入了房地产开发高潮的现在，社区建设一直被当做重点来抓。
社区入住和社区服务紧急结合，无论是孩子入学，还是分发各种社会福利品，例如居民低价购买民用品的补贴票据，还有帮助就业机制。共和国的社会服务体系虽然不够完善，但是足够让所有的犯罪份子无所遁形。
共和国特别注重弱劳动力就业问题，像是城市环卫，城市交通，都会大量雇佣身体不够强壮的弱劳动力。例如50岁以上的劳动力，他们的工资不高，仅仅能够保证自己的衣食，但是对还没有形成分家传统的现在，已经是非常不错的家庭补贴。而这些人对政府的依赖，反过来能让政府能够非常轻松的收集到各种民间的信息。
犯罪份子主要是集中在人口密集的地区，这一轮严打很快就让三山五岳的“豪杰”纷纷落网。政府自然不会把自己的信息渠道告诉这些“豪杰”，不过呢，如果这些 “豪杰”知道让自己身陷囹圄的人是那些毫不起眼的老头老太太的时候，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死不瞑目。
人民是能够创造奇迹的，越能够发动群众，就越能够创造奇迹。严打的效率之高，在之后的十几年中流传着。那些因为在严打期间偷了一块手表而被枪毙，或者当街抢了几毛钱就被枪毙的愚蠢倒霉蛋，被当做教育小孩子不要以身试法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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