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志先生，我倒以为他对这一点恰恰非常明白，”中佐地声音不大，“正因为如此，他才把我们叫来的。”
拜志没有回答，只是看着窗外。这时汽车已经驶入东京郊外。他又把侧窗玻璃升起，再次打燃火机，燃起一根香烟。杉森看着拜志掏烟盒和插烟嘴的平静动作，他明白，拜志已经作出来决定。
“他的脸色挺不好啊！”拜志说这话的时候，声音里已经听不到烦躁和激怒的情绪了。
拜志把身子转向中佐，遇到了对方肃然凝视的目光。
……一个多星期过去了。黑田先生在这段时间里闭门谢客，也尽量不在公共场合露面。只有女儿留下的儿子－他那六岁的小外孙成濑，是唯一能给他消愁解闷的人。他不是在书房里给外孙画画，就是在树荫下给孩子讲书；到了傍晚，只要不下雨，祖孙二人就到湖边去散步。
这天傍晚也是同样，他领着小外孙在沙滩上走着。老人一手拎着手杖，一手夹着公文包－最近这公文包他总是不离手。要是孩子蹲下来玩沙子，他就坐在旁边，从公文包中拿出旧文件、信件、照片，一件一件地翻看。现在他们正在向前走着，没有停步。
已经有些傍晚的凉意了。老人身着黑色夹大衣，戴着一顶渔民常戴的那种毛绒帽，慢慢地跨着大步。小外孙在旁边急促地迈着小步，紧跟着。
“大海养育了我们的祖先，可有时又叫他们倾家荡产，”黑田给小外孙讲着，“台风经常刮走小船，撕破渔网……”
小成濑听外公讲着，生怕跟不上外公，小手紧拽着外公的大衣口袋。
“大海保护了我们，是那些外族人不能侵犯我们这个海岛，所以很久很久也没有人知道我们。”
“那多好哇！”孩子高兴地说。
“好是好，”老人回答着，“可是，也正因为这样，咱们很晚才学会做买卖，结果世界市场都叫人家占了。”
“那太糟糕了。”成濑说。
“是太糟糕了。”黒田重复着外孙的话。
然后他又给外孙讲了很久以前的事，将他们地祖先是怎样同那些入侵者斗争的，孩子会神地听着，一点也不打断他，只是偶尔问一问那些复杂的名称。
他们这样走着，谈着。小成濑完全不知道，这是他看到外公活着的最后时刻，而黒田老人那里知道，他的头此刻正在瞄准镜的十字线上摆动。
人家跟踪他已经四天了。为了使这次行动尽量简单化，决定选择老人领着外孙到比较远的地方散步的时候进行暗杀。有人端着狙击枪在湖岸边的树丛里已经守候四天了。但是天不作美，几天一直在下雨，黒田没有到湖边来。现在，正有人把步枪稳稳当当地架在三角支架上，耐着性子守候着。此刻那人已有十足的把握一击即中，只是训练有素的习惯告诉他先不要急于动手。
黒田布满皱纹的脸在瞄准镜里已经显得越来越来大了，渐渐占满了瞄准镜。从嘴唇不停的动作可以看出他正在跟孩子谈话。现在，持枪瞄准的人和两个在沙滩上走着的人之间只有不到三十米的距离了。
那人不慌不忙的推开保险，就在这时，他突然在瞄准镜里发现，老人正惊悚地直瞪着他……
除去几个中国居民区外，哈尔滨确实很像俄国中部的某些城市。很早以前俄国人就在这里的居民中占了多数，现在就更多了。对于十月革命和内战之后逃过来的俄国人来说，哈尔滨是通往世界各地的必经之路。一部分逃亡者来到这里马上又兼程他往，另一些人则留下来，准备或长或短地住上一个时期。
在布满尘埃、破败不堪的哈尔滨车站月台上，过往行人真是形形色色！又丢了官的大臣，有赌场上的骗子手，有银行大亨和工厂老板。尽管他们的衬领已失去原先的光泽，可他们仍然带着长毛狗和家庭女教师。至于歌剧演员和皇家剧院的优伶，倒是一个个衣着考究，派头十足，只是全都两手空空，连个手提包也没有－－这两种人都喜冲冲地环顾着四周，相继走出站台。多数人自称与可恶的苏维埃有不共戴天之仇；也有些人只是看到那些不可理解的新事物，心里感到惆怅恐惧，就背井离乡的跑了出来；还有一些人则干脆是受骗而来的－－不过，这群麋集在一起的人们都被一个共同的愿望联系着：回国，想尽一切办法回国。有人梦想复仇，另一些人则想要找回失去的财产和平静的生活，而第三种人却只不过是想落叶归根。
流亡军人门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社会。等级分明的军人传统使得这个杂牌队伍显得有几分组织性。他们中间有高尔察克的旧部，有土匪头子谢苗若夫的残兵败将，也有跟着卡倍儿将军叛乱之后幸免一死的士兵。他们又是联合起来，凑成一些一拍即合的政党，各党有各党的章程和宗旨，有时又分成零帮碎伙。可是不管怎么变化，有一点始终不变，那就是对年轻的苏维埃国家的刻骨仇恨。
在“政治活动”之余，这帮白卫分子就酗酒撒疯，没钱付账就耍赖，弄得不少饭店、酒馆的老板都担惊受怕，因为每次狂饮总是以各类行凶肇事而告终，圆满的收场是很少见的。中国警方往往接到报告也不急于赶到肇事地点，以为还是听其自行平息后再赶到现场很稳妥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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