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中心商业区有一条叫做丁香街的道路，这条街不算宽，挂满了五颜六色的招牌。那里有一家叫做瀑布的咖啡馆，店主叫做约翰·施托利兹。
一个暖洋洋的七月的清晨，那个满头红褐色卷发的大块头老板正坐在凉厅的一张桌旁看报纸。两个和父亲一样高大魁梧的青年人忙前忙后地摆置桌椅。
约翰·施托利兹挺关心政治。拿到报纸他总是先把政治综合报道反复读上几遍，为了小心起见，他轻易不发表观点。读完新闻，往往意味深长地把报纸往旁边一放，摇摇头，轻轻说一声：“事情可是不妙。”
这次也是一样。施托利兹把报纸撂下了，同样没忘说那句话。可接着他又把报纸拿了起来。
一行醒目的标题：“东京郊外大惨案”。标题下面是一幅照片：一个人死状凄惨，张着双臂，一手拿着公文包，一手握着手杖。另一幅照片是个吓得目瞪口呆的孩子。再往下是报道：“本年七月二日黒田门真先生在距其官邸一千五百米惨遭杀害。附近发现一男童，已处于严重休克状态。子弹从黒田先生眉间贯入，面部炸毁，面貌难辨，仅据死者公文包中的文件方得以确定死者身份。子弹系有步枪射出，距离极近。警方在凶手的隐蔽处发现了瞄准镜和若干步枪附件。侦查尚在进行中。”
在另一版登着一个中年男子的照片和一则消息：“酒井嘉野将接替已故黒田门真在政府中的职务。
第二章 罗托斯舞厅的人们（上）
约翰·施托利兹叠起报纸，塞进了外衣口袋。如果有人告诉“瀑布”咖啡馆的这位老板，东京郊区的惨案将直接影响他对门那家舞厅的生计，而且在这种变化中他约翰·施托利兹那面随意颇有年月但却相当贵重的镜子－－他天天早晨对着梳头的那面镜子－－也将起着神秘作用的话，那他真不知要惊讶成什么样子了。
约翰·施托利兹的咖啡馆对门是罗托斯舞厅。舞厅的招牌上画着个身着芭蕾舞裙、笑容可掬的中国人，旁边用英、汉、俄三种文字写着：“快活的方友春，为君消愁解闷！”
正是施托利兹谈到黒田惨死的消息的那天早晨，罗托斯舞厅的总管坐在双扇玻璃门旁晒太阳。他的名字叫伊利亚·阿列克赛耶维奇，外号叫“湿巴摩”。此人的身世无人知道，谁也说不上那究竟是何年何月因为何事跑到这个地方来的。据他自己说，他是一次大投机买卖的牺牲品，可再详细他就不说了。在伊利亚·阿列克赛耶维奇身上，有一种向他外号“湿巴摩”一样的捉摸不定、滑滑溜溜的东西。这种感觉的产生或许有这么个原因：跟他谈话总捉不住他的眼神；跟他握手，他那汗津津、软绵绵的手也叫你难受。
这时正有个年轻人轻手轻脚的朝他走过去，可他连头也不想回。
“伊利亚·阿列克赛耶维奇，让我在排演前练练琴成不成？老不练，手指头都硬了。”
“弹吧。”湿巴摩点了点头，眼睛叫太阳晃得眯缝着，“可是得轻点，掌柜的还没醒哪。”
年轻人鞠了个躬，刚要走进门去，又让湿巴摩给叫住了。年轻人戒备地瞅着总管，好像等待着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似的。
“可有一样，可以算是劝告……也可以算是要求……”湿巴摩慢条斯理拖着长声说，“你可得直接去弹钢琴，别变着法往厨房里钻。”
“您算了吧！”钢琴师一下子发火了，“您可真不害臊！我是吃您喝您的了？！总拿人开心取笑！”
他还想再说两句，结果只重重哼了一声，摔门进去了。
舞厅里这会冷冷清清的。不太大的舞场，当腰突起个舞台，四角都笼罩在昏暗之中。窗外透进一道道阳光，投射在舞台正中，把四周的昏暗衬得越发浓重。舞场一头，靠墙设有酒吧间，托盘上的酒杯在半明半暗中发亮。椅子全都倒扣在桌子上：正在清扫。
安菲沙，一个还不算老的妇女，正撩衣挽袖的准备擦地板。一看见钢琴师，便满面笑容地打招呼：“您好哇，阿列克赛·尼古拉耶维奇！”
钢琴师含含糊糊的应着，迅速走上舞台。
三角大钢琴的琴盖上，正睡着一个叫鲁金的人。此人过去是个上尉，现在不是舞厅的正式雇员，但在这里混吃混住，时间一长也就惯了，什么活都不嫌乎，全能干，只是爱喝酒。他与那些每晚聚集在罗托斯的白卫军官们不同。他并不认为反革命势力在俄国失败是谁的错，也不以“被出卖的忠臣”自居。可能，他已经向命运低头了，也可能他以为自己是命里该着。他往往在傍晚时分喝上一通，然后要么一声不响地坐在厨房里盯着一处发愣，要么在后院酒箱子后面找个地方一呆，拿个小棍在地上乱划。
但鲁金也有时上了一股邪劲儿，借酒撒疯。这种时候尽管不多，但总免不了闹出一场祸事来。逢到这种时刻，鲁金总是舔着个笑脸走进舞场，凑到客人旁边一坐，拍着人家的肩膀，满嘴说些污言秽语。看到这种情形，大伙儿都惧着他，知道拦阻劝说非但无济于事，最后还得动武；说得确切些，还是鲁金挨一顿揍。可是揍他的时候，他反而呵呵笑，仿佛只有这样才心满意足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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