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可夫一直在运兵，关东军始终侦察不到，仍然是因为迷惑战术在起作用。
所有即将投入反攻的部队，都是利用晚上或恶劣天气，才向进攻出发地域集结。从大炮到坦克装甲，以及其他一些军用器材，都采取了伪装分散措施，上面盖有用草木编成的伪装网。
尽管如此仍免不了会有些动静，尤其是坦克部队，动静更大。朱可夫就出动轰炸机编队，通过编队的低空飞行，来掩盖坦克的嘈杂声，同时前沿值班部队也经常利用小口径机步枪进行连续射击，以分散和转移日军的注意力。
到反攻发起之前一连十几天，前线的坦克越来越多。朱可夫索性拿出一些坦克，拆掉消音器，沿着前线不停地来回开动，通过这样的办法，使日军逐渐习惯苏军的坦克声音，一方面继续为隐蔽中的坦克群打掩护，另一方面也可以使日军在正式反攻时摸不准苏军的进攻方向。
在参谋本部情报部的敌情判断上，揭示了朱可夫偷偷运往前线的兵力概数：步兵营30个，坦克装甲5个旅，蒙古骑兵师2个，野炮级火炮130门，重炮50门。
情报部推测出来的兵力概数，与实际情况虽非完全一致，但已经相当接近，这个涌现出“麦克阿瑟的参谋”的情报部门果然非同凡响。
任何有作战经验的人，只要拿到敌情判断，就会知道朱可夫已具备随时发动大兵团作战的能力，并且一定已有相关计划和安排。
然而情报部又一次失望了。敌情判断发出后，有如石沉大海，根本就没人答理。
事后，情报参谋们也承认，关东军的作战参谋是否接受了他们的分析，是件颇有疑问的事。
辻政信他们究竟是怎么了？
两码事
有江湖的地方，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争斗，如今在辻政信脑海里占据主导地位的，便是这些扯不断理还乱的江湖恩怨。
关东军和其上级机构参谋本部的关系闹得越来越僵，第6军的设立和取消轰炸禁令，更加深了这种感情上的对立，以至于他们与参谋本部逐渐互不联系。
参谋本部倒不像关东军这么小心眼。只是在当时汪精卫叛逃的情况下，张灯结彩，来年扶植汪精卫成立南京伪政权，已成为参谋本部的头等大事。这件事还牵一发而动全身，汪精卫做了汉奸老大，其他汉奸怎么安排，以及华北、华中、华南的日军如何统一编组与指挥，都一齐涌了上来，从中岛次长开始，参谋本部的一众作战参谋忙到昏天黑地，既然关东军不来联系，他们也乐得先丢下不管。
关东军不同，是真耍起了性子。这些哥们与参谋本部之间既不通电话，也不发电报，情报部的敌情判断来了，没人当一回事。
其实这时关东军通过空中侦察，也发现苏军的运输车队很是反常，运输汽车日夜不停，川流不息，有时一天竟然达到千辆左右。
这是在运输“御寒物资”吗？怎么看都不像。
如此重大的情报，按规定应向参谋本部汇报，但关东军方面根本没这么做，他们认为，离开参谋本部的控制，关东军这部军事机器不仅能够照常运转，还可以更好地放开手脚，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多自由多惬意。
关东军从一般自恋滑到极度自恋，连与参谋本部的正常联系也中断了。
情况传到了参谋总长载仁亲王的耳朵里。载仁觉得很不是滋味，就派分管作战的中岛次长亲自到长春，做出虚心求教的样子，并承诺，第6军不会绕过关东军，仍受关东军指挥和管辖。经过多方疏通和解释，植田、辻政信等人的脸色才缓和下来。
关东军又名正言顺地回到了指挥位置，辻政信指手画脚得越发起劲，哪里轮得着情报部来给他提供什么指导。
前线日军从一名战死的苏联军官身上得到一份地图，这份地图到了辻政信手上。他从地图上得到的信息是，苏军在哈拉哈河地区至少部署了三个师，而且背后在修临时铁路，但是他仍然没放弃自己原先的那套理论，也就是“兵站极限论”。
就算是有临时铁路，总不至于修到诺门罕吧，还不是要载重汽车卸货。一个大兵团会战所用的物资，苏联人从哪里能弄到那么多载重汽车呢？
没有足够的物资，苏军三个师攻个三天，也就到顶了，其效果很难超过“八日攻势”。再说了，不是还有“第四次诺门罕战役”吗，就像“处理纲要”中说的，没准这一战就可以摧毁苏军战力，破灭其“野心”，所以根本就不用着急。
辻政信关于苏军“汽车不足”的观点根深蒂固，因为日军自身经验在那里，要知道，日军在诺门罕的运输汽车，全部加起来还不超过700辆。辻政信预计，苏军可能会多一些，不过满打满算，千辆出点头，就不得了了，而这一数量，难以负担大兵团作战的实际所需。
的确，大反攻需要的物资，不是一个小数目。在这么短的时间和这么恶劣的条件下，要将它们从博尔集亚火车站运往诺门罕前线，在他人看来，完全是个不可能实现的任务。
如果你只会按照设定的游戏规则玩，将永无出头之日，朱可夫要打破游戏规则，创造新的奇迹。
再按部就班地去博尔集亚卸货，显然已经行不通了，朱可夫投入两个铁路工程兵团和一个筑路工兵营，开始抢铺一条临时铁路，就从博尔集亚一直延伸到蒙古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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