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铁路是大动作，难以完全保密，所以参谋本部和关东军都隐隐约约侦测到了，但他们不知道这条铁路的具体进度。
修筑临时铁路本身就是一个工程奇迹，经过58天的日夜施工，在总攻发起之前，铁路已铺设到了乔巴山市，而且早已通车。这条铁路长达324公里，将原先的兵站线缩短了近一半。
到这里，辻政信的思路起码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那就是剩下的一半兵站线，总得用载重汽车运吧，所以辻政信说朱可夫一定“汽车不足”。
朱可夫的确不足，他也为此伤透了脑筋，可问题在于，辻政信所认为的不足，与朱可夫的不足，完全是两码事。
在朱可夫开出的清单中，仅炮弹就需要一万八千吨，航空炸弹六千五百吨，加上食品燃料等其他物资，总计六万吨。朱可夫计算了一下，运输这些物资，需要三千五百辆载重汽车、一千四百辆油罐车。
8月14日前，朱可夫想尽办法，弄到了一千七百多辆载重汽车和九百多辆油罐车。
这可不是千辆出点头的问题，如果辻政信知道的话，准得仰面摔个大跟斗。
让朱可夫愁容满面的，正是与辻政信概念完全不同的“汽车不足”。为了调集足够车辆，朱可夫忙到了席不暇暖的程度，特别是在大反攻进入倒计时的那段日子里，他的身体疲劳到了极点，双眼布满血丝，嗓音嘶哑，特别想打瞌睡，为此桌子上总是放着几杯浓浓的酽茶，借此提神醒脑。
1939年8月14日以后，国内又陆续拨来一千多辆载重汽车和三百多辆油罐车，还少几百辆车，不过缺口已经越来越小。
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
苏军是怕未来的补给不够用，日军却是早就不够了。
按照关东军后勤部门的战后分析，当时日军起码缺少3000辆运输卡车。荻洲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向前线补充了1500吨物资，连苏军的一个零头都不及，这使前线日军提前陷入了饥寒交迫、青黄不接的窘境。
荻洲解决问题的办法倒也实在，不能做加法，就做减法。他下令尽可能节约第一线兵力，从第23师团抽出部队去后方修筑过冬工事。
1939年8月17日，松本的卫生队奉命随抽出部队转移，他们来到了一处“森林地带”。
说是森林，其实不过比别的地方多一些灌木和小松树。在这里，松本碰上了秦医长带领的另一拨人，两边都有三十来个卫生兵，人多力量大，短时间便在林子里建起了临时医务所。
建了医务所还得建用于休息的战壕，秦医长和松本虽是上下级关系，但彼此相处融洽，于是决定给两人挖一个双人战壕。
在挖什么样的战壕时，双方有了争论。秦医长主张在断崖下挖猫耳洞，松本则竭力反对。
猫耳洞内比室外温度低，蹲在里面要相对凉爽一些，但是松本认为不安全，有塌方危险。
自从那次差点被活埋后，松本对掩体塌方特别敏感，他觉得还是找一个平坦地方挖“章鱼罐”比较好，就算塌了，还可以靠“土遁秘法”自救。
秦医长大大咧咧，说断崖上面还生着灌木，怎么会说塌就塌呢，你就别大惊小怪了。
松本争不过秦医长，只好迁就了对方。
晚上秦医长呼呼大睡，松本哪里睡得着，他时刻都担心猫耳洞会塌下来，只有抬头盯着顶上的土壁，迷迷瞪瞪，一晚上没能合眼。
还好，这是个平安夜。
第二天，秦医长接到命令，步兵晚上要对苏军发动夜袭，需要卫生队跟从。秦医长便用商量的口气，问松本能否带队前往。松本人老实，又觉得秦医长待自己不错，就爽快地答应了。
这天夜晚确实很适合发动夜袭，天上既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四周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只是夜袭的阵容让松本有啼笑皆非之感。
那是一支步兵小部队，人员尚不足一个中队，就这么一丁点人，能干得了什么？
大家在黑暗中摸索了约有4公里路程，步兵指挥官告诉松本：“卫生队原地待命，没有命令不准擅自行动。”
步兵把卫生队扔下，自顾自地往前面去了，手无寸铁的卫生兵们趴在地上，就像被遗弃在荒野中的儿童，那个怕啊，连松本自己都不知不觉浑身哆嗦起来。
以为前面要打仗，不料好久都听不到一点动静，没有枪声，没有呐喊，既不见夜袭部队返回，也不见任何人来跟他们联系。
卫生队在焦虑和不安中，一直熬到凌晨三点，相互之间已能隐隐约约地看到对方的脸，还是不见有人前来招呼。
松本在诺门罕出生入死，已经成了半个老兵，凭经验和直觉判断，他认为夜袭部队其实什么都没干，虚张声势地绕了一圈后，早就撤回去了。
这就算是夜袭了？
松本又惊又气，不由佩服起指挥官们的智慧和勇气，原来夜袭战术竟然已经进化到这种层次了，连自己人都可以欺骗。
另外，松本其实能够理解夜袭部队。凭那几个毛人，如果傻乎乎地真去攻击苏军阵地，不啻于羊入虎口，也许一个都回不来，你别看步兵在卫生队面前显得神气活现，但这个世上，历来只有烈妇没有烈夫，面对苏军的坦克和大炮，他们还不一样地怕死？
让松本感到特别气愤的不是这个，而是夜袭部队用“原地待命”给卫生队画了个圈，不准他们“擅自行动”，撤退时又不派人来知会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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