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翼兵团还有一个野炮联队，该联队一千多名官兵和相应挽马全部横尸荒野，火炮被摧毁，联队长也成了光杆司令。
当小松原收到消息时，右翼兵团残部正像雪崩一样往后逃命，出现了小松原所说的“前所未有的肆意退却现象”。
再不“肆意”，就要成死尸了。
神经搅乱战术
右翼兵团虽然溃败，但还是当天反击中攻得最远的部队，起码他们离苏军阵地前沿已经很接近了，森田范正旅团长指挥的左翼兵团连苏军阵地的边都还没摸到哩。
在苏军密集的火力打击下，日军根本就冲不过开阔地。森田范正看得害怕，还特别天真无邪地向师团指挥部请示，问能不能灵活一些，不要“猪突”。
师团参谋长冈本听了很是生气。
瞧瞧人家酒井联队都是怎么干的，你第7师团号称关东军的第一块牌子，名气不小，功夫却这么烂，什么世道！
冈本大声呵斥：“给我进攻，哪怕是只能前进一寸。”
森田范正被骂得脸上无光，顿时跳了起来，气急败坏地反问道：“人都死光了，还进什么攻？！”
有一个成语，叫南辕北辙，荻洲的所谓全线反击，就是在做着这样一件事。
日军费尽力气组织反击，企图从南翼包抄苏军，却不知道苏军也在包抄他们——当天，苏军南北集群中的坦克部队在日军防守阵地的后方会合，初步实现了大反攻计划中的战役包围。
接下来，朱可夫要做的，除了继续收紧包围圈外，就是把这块已在掌握中的蛋糕一块块切开，然后分食。
对此情形，身为普通医官的松本比利令智昏的高级官佐还要看得更为真切。在他的视野范围内，诺门罕地区已经到处布满苏联兵和蒙古兵，而且苏军还在从西岸涌来，松本的形容是，“像大河流水一样源源不断而来”。
在宽阔无垠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上，坦克装甲车卷起漫天尘土，苏蒙军的呐喊声直冲云霄，几有撼山之势。松本说，在那一刻，虽然明知这是敌人在举行大进军，但他还是从心里面感到佩服，甚至幻想那是日军的大部队，自己可以加入进去。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在苏军的进攻下，很多高地都插上了红旗，日军少弹乏粮，败局已定，剩下的只有绝望的挣扎。
1939年8月25日零点，搜索队撤出了弗依高地，这是一次自发的撤退行动。
在作出这个决策之前，搜索队已经濒临绝境，战壕炸平了，子弹打光了，刀也砍弯了，整个联队仅剩一百多人，而且全是轻重伤员。高地上横躺着七百多具尸体，“恐怕鬼神看了也会害怕”。
在与师团指挥部失去联系后，搜索队长井置荣一中佐手里只有一张师团给他的最后命令：“死守到底。”
井置把军官们召集到一起，开了一个战场紧急会议。军官们都认为，以眼下这种情况，死守已无必要，也守不下去，等于是大家白白送命，倒不如先撤出阵地，补充之后再杀回弗依高地。
作为指挥官，井置的选择非常有限。高地被苏军包得有如铁桶一般，要想突围成功，变得非常困难，而且就算能突围出去，仅擅自撤退的罪名，就可以置他于死地。
就战场道义而言，井置是一个不错的军人。因为他最终还是下达了撤退命令：“天黑以后，守备部队全体突围。”
由于连日水米未进，士兵们疲困至极，撤退时，大部分士兵都是抓着前面人的腰带，才得以蹒跚而行，假如一松手，就只有留在阵地上等死的份儿。
苏军晚上只围不攻，为了防止夜袭，还会远远避开，这使得搜索队残部能够以夜色为掩护，撤出了弗依高地。在诺门罕战场上，这是日军唯一得以整建制撤出的联队。
苏军的包围和猛击，终于让日军指挥高层那涨得发昏的头脑有所清醒。荻洲、小松原、辻政信都隐隐约约意识到了不妙。
正常情况下，这时候他们应该趁插到后方的苏军坦克部队尚未把门锁死，赶紧组织部队向后撤退，起码要边打边撤，可是朱可夫所称的这些“昏庸无能的高级军官”没有人会这么想，也没有人愿意这么想，他们仍然寄希望于通过反击来找出路，将守势转为攻势。
植田下令调驻牡丹江市以东的第2师团、野战重炮兵联队、速射炮部队到战场，森田范正的左翼兵团因为没有完全“猪突”，还留有实力，被命令继续进行反击。
那些在高地苦苦支撑的固守部队，全都眼巴巴地指望着左翼兵团能给他们带来好运，荻洲和小松原也一直催促着森田范正赶快动手，但这时候面对苏军的进攻，森田范正忙于招架，哪里腾得出手。
1939年8月25日早晨，固守部队听到的不是自家左翼兵团发起反击的好消息，而是一个日本女人的声音。
除了进攻之外，苏军还实施了神经搅乱战术。
诺门罕战前，日本有一个叫冈田嘉子的电影明星兼歌手，后来随身份为日本共产党员的情人私奔到苏联。战斗打响后，冈田便主动要求进行对日宣传。
苏军通过大喇叭扩音器，在阵前重复播放冈田“快放下武器回家乡”的日语讲话，同时还伴以日本民谣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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