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一结束，苏军飞机便撒下大量传单和劝降书，传单飘飘而下，就像下大雪一样。
神经搅乱战术其实就是攻心战，“四面楚歌”平时未必见效，但到“垓下之围”时，却足以搅乱对方的心神和意志。在士兵们眼里，讲话、民谣、传单乃至于劝降书，赫然就是一枚枚精神炸弹。
没有水的井
面对苏军的双重攻势，当官的又气又急，荻洲和小松原更是恨不得冲上去揪住森田范正的耳朵，让他赶快出兵。
1939年8月25日下午3点，左翼兵团总算组织起了攻势，但是很快又被苏军一个巴掌给打了下去，森田范正抵敌不住，只好再将反击转为就地防御。
左翼兵团行动的失败，令翘首以盼的固守部队再次陷入了悲观沮丧的情绪之中。
松本已经在想，如果苏军真的攻上2号阵地，杀到眼前，自己和卫生队还得靠红十字旗来避祸。可要是苏军不理这茬怎么办呢，到时要想不做俘虏，便只有拼命一途。
卫生兵不配备枪支，每人手里只有一把军刀，松本作为医官，除了祖传的军刀外，只多一把老式的捷克手枪。几十把军刀，一支佩枪，面对苏军坦克的冲击，根本就没有什么自卫能力，这些武器的真正用途其实是拿来自杀的。
按照日本陆军的要求，这时候的标准格式应该是举着军刀，一边高喊“天皇陛下万岁”的豪言壮语，一边向坦克冲去，叫做“玉碎”或者是“散花”。
松本也有头脑发热，难以忍受的时候，那时候恨不得一颗子弹穿过脑袋，立刻完结了自己。可是俗话说得好，慷慨捐身易，从容就义难，真正平静下来，想到要向死亡走去的时候，很少有人会不全身颤抖。
松本越想越怕，禁不住泪如泉涌，担心别人看见又赶紧掏出手绢擦掉。
赌注全在红十字旗上了，这是救命的旗，现在什么都可以丢，就是这红十字旗不能丢。
到了傍晚，苏军的攻势果然又掀起了高潮，连左翼兵团的阵地都一度被攻入，引起大乱。不过松本的红十字旗也没用得上，因为这是当天的最后一次高潮，随着夜色降临，早晨如同涨潮一般涌上来的苏军，如今又像退潮一样退了回去。
苏军撤退，一方面是避免面对面的夜战，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补充弹药粮草以及进行必要的休息，以便在第二天做出收缩包围圈的大动作。
朱可夫磨刀霍霍，他的对手却还在犯傻。
晚上，日军指挥层进行会商，小松原主张以左翼兵团为主，天亮后再战，荻洲也是这个意思。
森田范正不干了。
左翼兵团名义上只用了第14旅团，所以才由旅团长森田范正统领，但实际上第7师团除了师团部和一个留守大队外，人已经全部在这里了。
早在第二次诺门罕战役发起之前，师团长园部和一郎中将曾派一名参谋到前线观战。这名参谋回去告诉园部，说第26联队作为河西兵团的预备队，很可能将渡河作战。当时园部的心就咯噔一下，预感到大事不妙，第26联队不过河便罢，过去了也许就回不来了。
自个儿的人只有自个儿最心疼，园部赶紧写了封信，让幕僚紧急送去给须见联队长。
这封信有整整八页纸，在信中，园部叮嘱须见，如果上面要求渡河作战，又推托不掉，必须一步一步地探着往前走，切不可中断与后方的联系，以免被苏军包围。
除此之外，园部最重视的是联队军旗，希望须见千万不要把军旗带过河去。
信送达的时间是在7月10日以后，第二次诺门罕战役已经结束，好在须见虽然没看到信，但做法却与园部信中提及的不谋而合，军旗始终被留在军营之中。
过去第7师团出征，从没有不带联队旗一说，但是自第26联队开了先例之后，师团的其他联队也都纷纷加以效仿，俨然成了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
不带联队旗，是怕联队被消灭后无法重建。经过几天几夜的激战，第7师团不但寸功未立，部队还遭到了很大损失，森田范正已经看出来，反击等于是在挖一口没有水的井，挖得再深都没用，唯一的结果，只能是把带来的联队全都白白填进去。
各联队早已是灰头土脸，鼻青脸肿，要填，也得涂过红药水，贴了膏药再说。森田范正因此坚持：“实在要再次发起进攻，也必须将时间推后到26日晚上，否则没有办法整顿。”
第7师团如今是荻洲和小松原的唯一依赖，森田范正那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的样，虽令他们十分不爽，但也没别的办法，只能点头应允，同时继续向关东军司令部告急。
植田头天已经调了第2师团，见情况紧急，他又下令把驻佳木斯的第4师团派来增援诺门罕。
无论第2师团还是第4师团，其机动化能力都不及第7师团，一两天工夫哪里能够赶到。现在尚指盼这个，而不是赶紧撤身走人，等于是把陷入困境中的日军埋得更深，坑前还竖一碑。
1939年8月26日上午，苏军的包围圈骤然收紧。朱可夫这时候表现出了特有的急性子，他没有耐心使用团团围困，然后迫使日军投降的战法，他要发动一系列进攻，先吃上一大口再说。
南部集群担任了主攻任务。本来说好晚上要投入进攻的第26联队当头吃了一记闷棍，第1大队被歼灭，大队长生田准三少佐战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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