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秉钧十七日忽入东交民巷之法国圣明拉病院，以养病为名，实则别有所为。记者向各处探访此事真相，据深知赵氏之某君云：宋案发后，赵氏曾表辞职意，而袁慰留之，谓彼自有办法，兼以四围状况亦不许其辞，遂勉强留任。而其后案情日明，关系日多，赵之境遇遂日陷于困难。辞职既不见许，故决计假养病名迁入医院，实际上则为变相之辞职也云云。又，宋案发现以来，赵氏之态度，闻大异囊昔，其原因系以洪述祖故而受嫌疑，已无有逃避之能力，故日在忧急之中，今入病院，实有不得已之苦衷云。[87]
可知赵秉钧入法国病院实为“变相之辞职”。该报记者又探访赵秉钧进入病院后的情形道：
赵秉钧移入圣明拉病院后，十八日记者特往该院询问赵入院后情形。据医员云：赵自谓胸中如有块垒，神经尤乱，心绪不宁。十七日投药十余次，夜间似未安眠。一二时后犹见醒坐，若甚焦虑。经医士力劝其安养，十八晨始少平和。大约一周间后可以复元也。[88]
结合张国淦所述及《民立报》的报道，我们可以了解，赵秉钧在4月中下旬间心绪极坏，内心极为不安。由于洪述祖逃走，赵秉钧受到舆论猛烈攻击，承受了很大压力。他屡次提出辞职，想以此自证清白，但遭到袁世凯及总统府绝大多数秘书和其他国务员反对。显然，赵秉钧非常担心，这样下去，自己最终极有可能成为袁世凯向国民做出交代的牺牲品。他不像段祺瑞那样手握军队，而是孤立无援，因此，他才不得已请关系并不很密切的张国淦帮忙活动免职之事，并且说出了“此时只求免职，才可免死”的话，可见其内心的惶恐及希望自证清白的急切心情。当张国淦问他宋案内幕时，他说“此事此时不能谈”，约有三层含义：一则他对袁世凯与刺宋案究竟有何关系，心中并无确定答案，因此无法说出个所以然来；二则他心中很清楚，洪述祖刺宋与构陷“孙黄宋”阴谋失败有关，而他也曾卷入构陷阴谋，并且洪、应所用“应密”电本为他所送，这让他难以说清自己与刺宋案的关系；三则他正担心袁世凯欲牺牲自己，若所言对袁不利，或被袁抓住把柄，处境将更糟糕。因此，在主动辞职自证清白未能实现的情况下，请求免职以保全自身，就成为赵秉钧的选择。
很幸运，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所藏档案中，我们找到了四份经总统府修改过的、内容大体相同的《赵总理呈请解职文》底稿，其中两份末尾有“四月廿号已清”字样，说明草拟及修改时间就在赵秉钧进入法国病院之后。呈文云：
查该二员（指洪述祖、应夔丞——引者）虽经荐引，素乏私交，谓其才有所长，委以一定之事，其出范围之外，自非长官所期。至于犯法行为，更难代负责任。惟该二员尝以职务关系，曾与函电往来，而语不涉私，事可指实。其在该二员互相交通事件，则非所知。盖个人意思之与机关意思，司法问题之与政治问题，本截然两事，各不相蒙者也，理最普通，原易索解……惟是悠悠之口，愈传愈讹，随时辩解，则不胜其劳，坐任纷纭，则欲甚其惑。故秉钧在职，实于政府威信总有妨害，即司法检查，亦难以间执其口而折服其心，勿宁暂离政局，使个人行为与机关意思，司法事件与政治问题，两不相蒙，断绝关系，庶几政府之威信、司法之尊严两无所损，不至因此一案影响治安，而秉钧亦得静养调摄，以图后效。为此呈请大总统，解去秉钧国务总理、内务总长本任，另行派员代理。[89]
值得注意的是，总统府将呈文最后“解去秉钧”四字改成了“准予暂离”四字，说明总统府并不同意赵秉钧彻底解职离任。与呈文一起保留下来的，还有总统府的批示底稿，最后一句为“赵□□应准暂离国务总理及内务总长本任，仍望加意调摄，勉为国事自重”，[90]与修改后的呈文中“准予暂离国务总理、内务总长本任”一句意思保持一致。
然而，呈文及批示并未正式宣布，原因当是4月25日晚江苏都督程德全、省长应德闳通电宣布宋案证据后，举国为之震动，形势发生很大变化。《民立报》当日以《杀人犯之主名·欢迎赵秉钧》的醒目标题，发表评论道：
宋案发生一月余矣，人人欲睹此案之真相，人人欲知杀人之正犯，及今而证据之大部分，已共白于天下矣。自应、武获案而表面之证据中，得一洪述祖。自应、武引渡，而大部分之证据中，得一赵秉钧。呜呼，赵秉钧！尔非万恶政府之国务首领耶？尔之名字，何赫然发现于宣布证据之通电耶？海运局之营仓（武士英、应夔丞关押处——引者），检察厅之横舍，现已准备欢迎矣。呜呼，欢迎者，又岂独一赵秉钧耶！[91]
次日，《民立报》又开始连载血儿《综论大暗杀案》一篇长文，分析袁、赵为何要杀害宋教仁，以及国民及国会应当如何对待袁、赵，提出“袁、赵自行解职，组织特别法庭，以受法律之裁判”之法。倘若袁、赵不归法庭对质，则“国会当依据《约法》提出弹劾案，使袁、赵解职，由国民组织特别法庭，为公正之审判，以为此案最后之解决也”。[92]《民权报》则于同日刊登徐谦《布告国民》书，云：“我民国何不幸，而有此暗杀民党、阴谋不轨之政府！……此案实施犯罪者武士英也，共谋杀人者应夔丞也，故唆杀人者洪述祖也，而造意杀人者，非他，乃政府也……政府杀人之证据，今宣布于我国民之前矣。袁世凯也，赵秉钧也，洪述祖也，应桂馨也，若此诸犯，皆为刺宋之共同犯罪人，皆应受民国法律之制裁。”[93]4月29日、30日，《民立报》又连载《数袁世凯十大罪布告国民》，历数辛亥鼎革以来，袁世凯实行“武人专制”“军警干政”，滥杀共和有功之人等十大罪状。[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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