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读以上数篇宏文，余渐对尚君有了兴趣。刘桂生先生，余文史馆同仁也。承刘先生见告，知尚君为刘桂生、王晓秋二教授高足，然惜无缘结识。一日，尚君忽因刘桂生先生之介，过余寒舍，以《宋案重审》一大册未刊稿见赠。余细读书稿，觉其对袁世凯、赵秉钧、洪述祖、应夔丞、陈其美诸人在宋案发生前后之言行，皆有细密、清晰之考索，宛若聚米画沙，痕迹宛然。尤为重要者，书中彻底打破一直以来为人所固守的赵秉钧与洪述祖之绝对隶属关系，揭示洪、袁之间其实有着更深密之联系。此实破解宋案之绝大关键，不看透此层关系，便无从理解袁、赵、洪三人关系之微妙，宋案之谜也就无从解开。而尚君所揭示之史实，与袁氏惯以权术待人，且每办一事往往多线用人之做法亦非常吻合。
清王鸣盛于《十七史商榷》自序中尝谓：“盖学问之道，求于虚，不如求于实。”尚君此书能将宋案脉络梳理清楚，关键在他能够静下心来认真读书，肯在史料上下发微抉隐之真功夫。盖百年来研究宋案者，无一不读当初租界捕房自应夔丞宅搜出之五十三件宋案关键证据，此证据自表面观之，袁、赵、洪、应确在一条线上，实则大家于其中隐秘均不甚了了。唯尚君真正读懂了该批材料，故他能知袁、赵、洪、应一言一行之实际所指为何，宋案谜团因而能够解开。晋陈寿《三国志》有言：“读书百遍，而义自见。”若非尚君下过冥思苦想之功，反复辨读、细心揣摩之勤，何能取得如斯成绩？
凡事皆有首尾。民初袁世凯一段乃“北洋政权”历史之首，以后民国许多史事之演进，皆导源于此时。而宋案实北洋派与孙中山革命党彻底决裂之一大关键，是其后南北分裂、护国战争、护法运动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之源头，故尚君此书不惟解决一宋案问题，于推进北洋史之深入研究亦有极重要意义。北洋史乃吾国史界研究最薄弱环节之一，头绪乱若丝棼，有待厘清之问题正多。尚君此书开了一个好头，以尚君治学之勤与所下功夫之深，余深信其必能有更大之成就。耄耋之年有厚望焉！
刘宗汉
2017年12月20日于清河莱圳家园
序三
以1913年（民国2年）3月宋教仁在上海沪宁火车站被刺杀为中心的所谓宋案，是民国初年震惊中外的中国第一大案，又是民国史上第一要案、第一疑案。可以说它既是民初中国激烈复杂的政治斗争和政治生态的产物，又严重影响了民初中国政局的变化及政治形势的走向。
宋案发生至今已有一百多年，但宋案的历史真相至今仍令人感到扑朔迷离，谜团甚多，疑点不少。而对宋案案情和主谋的判断，尚是众说纷纭，甚至出现完全对立的结论：有人说是袁世凯，也有人说是陈其美。因此，当我看到尚小明教授积数年心血精心考证剖析而成的《宋案重审》一书厚厚的书稿时，不禁眼前一亮，当前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不正需要这样本着求真求实精神，认认真真，踏踏实实，从事实出发，以史料为据，客观科学地去追求历史真相的研究成果吗！
读完书稿，我觉得该书不仅为实事求是澄清宋案真相提供了较充分的史料、史实和分析、论证，而且在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也能给人不少启示。例如要认识历史事件是错综复杂的，切忌把它简单化和公式化；历史人物是多面多变的，切忌把他们脸谱化和固定化；历史史料是混沌粗杂的，切忌不加鉴别，不辨真伪，或随意曲解、误读。
还如必须追踪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摸清历史人物之间真实关系。如书中强调，宋案不等同于刺宋案，它是由于袁世凯与国民党的矛盾分歧，袁世凯有意构陷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鼓励纵容洪述祖、应夔丞打击宋教仁，洪应两人图谋诬宋、刺宋邀功牟利，以及刺宋后各方反应、案件审理、诸凶犯下场等一系列环节构成，而其中许多环节都是一环扣一环、互相关联的，如果孤立考察刺宋一事，则难以认清全案的内幕与真相。
再如如何收集、利用、鉴别、解读和分析史料。首先必须全面掌握和正确解读宋案的全部核心史料，同时还要努力收集和挖掘各种未刊或未曾利用过的新史料。而最重要的是还必须对史料做鉴别、分析和比较，鉴定其真伪与价值，判别其可靠度、可信度。绝不能拿一些明显的谣言或诬陷不实之词来作为标新立异或翻案的依据。
还要把微观考证与宏观考察相结合，必须分析历史事件发生的背景和条件，认清历史事件的本质和主流。如书中尽管不囿旧说，实事求是地考证袁世凯、赵秉钧并非刺宋的直接主谋，但又指出他们在指使陷害、打击宋教仁过程中应负的责任，更用有力证据批驳了把刺宋责任推给革命派陈其美的说法。另外，尽管书中也认为孙中山革命派在应对宋案中有失误，但又明确指出不能否认二次革命的必然性，更不能否定革命派与袁世凯势力之间围绕宋案斗争和二次革命具有民主与独裁斗争的本质。
当然要做到以上这些绝非易事，恐怕不下几年苦功夫，不坐几载冷板凳是写不出来的。尚小明在十年前就开始关注民初历史，并着手整理研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收藏的“袁世凯秘档”。这批档案原件据说是上世纪50年代初，由清华大学历史系从袁氏心腹幕僚曾彝进处购得的，后随清华历史系合并到北大历史系带了过来，一直堆放在北大历史系资料室仓库里，我过去虽也过问过，但从未整理研究过。尚小明经过潜心整理钻研，从中发现了许多有价值史料，如关于袁世凯与有贺长雄交往信件等。他还从中发现了与宋教仁案有重大关系的史料，成为书中解开历史谜团相当关键的新史料。另外他在北京市档案馆查阅了“国民共进会档案全宗”，发现其中包含当年从上海租界会审公廨移交北京司法机关的不少有关宋案的档案，包括一些从未公布的核心史料。有些虽已公布，但尚未有人认真解读，特别是把这批史料前后贯通，互相印证，加以梳理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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