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察此段文字内涵，“中峰”即袁世凯，“筹备江南治安”即洪述祖要应夔丞呈递说帖之目的，“催报功绩”则为“叙勋”。可以看出，洪述祖办事态度主动而积极。为此，他开始谋划应夔丞到京城与袁世凯见面之事。就在10月29日“公事信”后，洪述祖特别加一“私函”，一方面告诉应夔丞螃蟹已经收到，“惜已死过半，不便送总统，仅检送二大篓与总理而已”，另一方面建议应夔丞来京一行。私函写道：
最好吾弟来京一行，轻车减从，一见大总统、总理，必能赏识。如必需款成行，可用电来说其所以然（此电止说此事，不夹别事及私事），由我转呈，或者能稍发，亦未可知。大总统前说允发，而日来大借款不成，京中穷极，应须原谅。[179]
由“大总统前说允发”一句，可知洪述祖之前向总统提出过给应夔丞发款之事，并得到允诺，这才在“私函”中为催促应夔丞来京，告诉应夔丞可设法由中央发给其一笔款子，并教给应夔丞应当如何操作此事，具体讲就是由应夔丞向中央专门发一电报说明需款缘由，然后由洪述祖转呈大总统。洪特别叮嘱，“此电止说此事，不夹别事及私事”，一方面是要向中央表示专门请款之意，以示郑重，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将此举装饰为“公事”行为，掩盖其图谋私利的动机。但无论如何，洪述祖借机谋利之心已昭然若揭。
10月30日，洪述祖又寄一信与应夔丞，询问：“日来情形若何，能北来一行否？至盼覆示。”[180]11月1日，洪述祖再写一信与应夔丞，此信没有通过邮局寄送，而是由洪述祖专门派一名叫“刘松”的人乘船送往上海。信中写道：
吾弟来信如系公言，可由书记缮楷（以便上呈），除你我私信方亲笔也（余外均预备送大总统阅）……足下何日北上（能来与否，速商办法），乞示。[181]
由此信来看，洪述祖显然欲借办公事之机以逞私谋，故特别与应夔丞约定，以是否“亲笔”来区分“公言”“私信”，有防备泄密之意。事实上，洪述祖10月29日函就已经采取了将“公事信”与“私函”区分的做法，“公事信”谈应夔丞特赦及加委职任之事，“私函”则谈索款之事。这说明洪述祖确有借办公事之机获取金钱利益的目的。同时，“除你我私信方亲笔也”一句还告诉我们，此后洪、应之间往来信函，凡属二人“亲笔”者，均属“私信”，非第三人所知，这一点对于判断袁世凯、赵秉钧与后来宋案各环节是否有关，具有极重要的意义。而由“余外均预备送大总统阅”一句可知，即便是公事，洪述祖也是直接向袁世凯报告，而不是向其顶头上司赵秉钧报告，这就进一步证实了袁、洪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而赵秉钧在很多事情的处理上，不过是边缘人，甚至可能完全不知。
11月4日，洪述祖又电告应夔丞：“总统（盼）（真心）弟北上，允准三万。”[182]这是洪述祖在6天当中第四次催促应夔丞北上。此后20多日当中，洪、应之间仍有函电往来，但今已不可得见，仅在11月29日洪述祖致应夔丞函中，有“续又接到金陵所发来函并报告各件，当即先后亲呈总统”等语，揣其意应是关于共进会或南方治安方面之公事。其间，洪述祖一直在筹划应夔丞来京与向中央索款之事。就在11月29日函中，洪述祖告知应夔丞，“连日俄蒙事忙，今日国务院会议始决定三万之款准发”，并催促应夔丞赶快到京，说：“总统极盼吾弟速来……惟接此信后，望由津浦路克日前来，一谒总统，并领取款项，即行回南，亦无不可，务祈注意为盼。”[183]可见，经过洪述祖活动，袁世凯已同意应夔丞来京见面，国务院亦同意给其发款3万，这笔款子当然是总统经洪述祖活动而允诺，然后提请国务院讨论通过。
然而，洪述祖在发出11月29日函后，却没有看到应夔丞有迅速来京之意。于是，12月11日，洪述祖改用“川密本”发出如下一电：
文元坊应夔丞：确有委任发，迅即自行来领，何日到京，先覆电。荫。[184]
所谓“确有委任发”，是指“中央加委”应夔丞职务，确有“委任状”要发给应夔丞。洪述祖想通过此事，催促应夔丞尽快到京，但实际上此时中央尚未正式讨论“加委”应夔丞职务之事。洪述祖此举实际上是在诓骗应夔丞，其行事作风在此已开始暴露，更在以后屡屡表现出来，这是破解宋案时需要特别注意的。
此时，在共进会内部，对于应夔丞应否北上进京，有不同声音。杭州支部总务科科长杭辛斋致函应夔丞，提醒其小心上了袁世凯的当，最好不要“轻蹈虎口”。函云：
长者北上，未知何日首途，第据愚见揣度，似宜稍作回翔，再定进止。老哀〔袁〕向无信义，甘言更不足恃，相处十年，久悉素行，非有切实后盾，幸勿轻蹈虎口。是所盼祷。[185]
所谓“相处十年，久悉素行”，是指早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直隶总督袁世凯开办北洋官报局时，杭辛斋就被委任提调之职，[186]与袁相处多年，了解袁为人“向无信义”，因此要应谨慎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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