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夔丞迟迟不愿北上，很可能是因他内心有所担忧。但在收到洪述祖12月11日来电后，他最终还是决定北上。行前，应夔丞采取了一系列动作。首先是于12月15日在《申报》刊登启事，通知“前在南京大本营下关兵站各职员”，务于20日前携带委状至上海文元坊其住宅，“亲自开具详细履历，以便汇案呈报请奖”。[187]同日，他致函洪述祖，称浙江多事皆因都督朱瑞解散共进会所致，对其深表不满，这实际上是为共进会扰乱治安寻找理由。同时，应夔丞又向洪述祖通报，自己将乘12月18日快车北上，“带团长、师长、连长各一员，小使一人，妾一，书记二”，并请洪约内务部“预派警探三四人来站照料，免生他虞”。[188]12月18日，应夔丞发出“劝谕秘密各党会训词”，并申报中央及江苏都督程德全。训词劝谕党会中人，民国“成败兴亡，各有责任，不独个人应遵循于民国法律之中，亦当展转劝导他人，切不可踰越于民国法律之外，庶几共和巩固，一致进行，国富民强，蒸蒸日上”。[189]很明显，这是应夔丞在北上见袁之前，向政府表示自己的投诚之意。同日，洪述祖向赵秉钧报告，“应夔丞……明日到津，述自往挈之”，请“派数人为之照料”。[190]
根据《大公报》“车站纪事”，洪述祖于12月19日“由京来津”，[191]显然是去迎接应夔丞的。应夔丞到京后，住进了金台旅馆。洪述祖“知应为人贪狠狡黠，敢为不义……欲买应为死党，且可假应凶威以骗钱财”，“应亦利用洪可以绍见政府诸公”，于是二人“日相往来，聚谈甚洽”。[192]
接下来，在洪述祖引介下，应夔丞见到了袁世凯，具体时间尚待考证，但可以肯定就在其到京后10天内。按照《谒见总统之暂行礼则》第二条规定：“内外官吏及地方长官之代表，因公谒见者，由国务总理或该管总长请示，定期偕同进见。”又第三条规定：“官吏因受任命谒见者，遇国务总理或该管总长进见时，随同进见，亦得由总理或总长特别请示，定期偕同进见。”[193]赵秉钧系国务总理兼内务总长，是洪述祖和应夔丞的上司，照理，不论洪述祖还是应夔丞要见袁世凯，都得由赵秉钧事先请示，然后定期偕同进见。然而，应夔丞进见袁世凯却是由洪述祖引介，赵秉钧只是在应夔丞见过总统之后，才于1月12日应夔丞来访时与其见过一面。[194]这当然是因为洪、袁之间有着特殊关系，洪可以“时往总统府”的缘故。至于总统府方面，负责接待应夔丞的，应当是袁的心腹秘书张一麐，这从应夔丞呈交袁世凯的相关密件一直保留在张一麐处，可以得到证明。张一麐后来由政事堂机要局长调任教育总长时，曾邀同叶迦一起整理该密件。[195]
至于袁、应见面详情，当时及事后均未见有报道，惟赵秉钧于刺宋案发生后，曾在给北京《民立报》记者函中，说应夔丞“北上谒见大总统，力言共进会党均系青红两帮，抚无可抚，诛无可诛，惟宜设法解散，以杀其势，曾经开具条款，请领解散经费，当经总统批给五万元”。[196]
在袁世凯决定批给应夔丞5万元后，赵秉钧随即于12月29日留函给洪述祖，告知“应君事，款准发”，又谓“应君之款，请属具呈，说明办法，以便筹拨”。[197]洪述祖于12月30日看到赵秉钧留函后，转而留函与应夔丞：“顷归，接总理函，送阅，即请速行照办可也。”[198]隔天，也就是1913年元旦当日，应夔丞复函洪述祖：
荫之老伯大人复鉴：转奉赵公谕敬悉。遵将领纸、略折先行缮呈，因南边桃园及常属电报又有大股窃发，除已分别电令妥员协同当地得力军警，主张解散，俾免成群；夔缘冬防吃紧，万难久滞，望呈极峰，使夔及早南旋。一切条议，已拟定缮竣，即呈。此上元吉大安。世愚侄夔丞谨上。[199]
同日，洪述祖复函赵秉钧，将应夔丞领纸及说明节略送呈，并请赵秉钧代呈大总统，函云：
总理尊鉴：顷应夔丞遵谕送上领纸及说明节略粘附一件，呈请察收，代呈大总统批发，以便早日南旋，维持冬防……应君寓金台（旅）馆三十六号，泽农派伺有人，随时可传唤也。述祖二日回津，三日即返，附陈。敬叩岁朝万福。述祖谨启。元旦。[200]
以上两函中所谓“领纸”，是指应夔丞当时亲自书写的领取5万元款项的凭证，相当于收据，内容如下：
具印领状。前临时大总统府庶务长兼管内藏库，管领禁卫军调任大本营兼办兵站事宜，现任驻沪巡查兼管江苏全省巡查长应夔丞，今领到大总统颁洋银五万元，所有一切应行开支，另具节略，粘呈钧核。所领是实，须至印领者。[201]
两函中提到的“略折”或“说明节略”，是指应夔丞所写关于5万元款项使用计划的说明，主要包括如下四个方面：
一、解散未统一以前所组织之锻翅、翦羽两党，使其各安生业，消患无形；一、安置青红两帮首领，以及秘密各党会重要人物，使其潜移默化，赞助共和；一、抚恤夔丞以前死难各同志；一、慰劳夔丞历年组织机关各员。[202]
需要指出的是，洪述祖在11月29日函中，曾告诉应夔丞，国务院决定发款3万元，但实际上应夔丞最后拿到了5万元，赵秉钧在致北京《民立报》记者函中也说“当经总统批给五万元”，这样就比原来国务院批准的3万元整整多出2万元。赵秉钧后来在自辩“勘电”底稿中写到此事时，曾似就“三”字涂改为“五”，又似就“五”字涂改为“三”，说明应夔丞实际领取款项与国务院决定发给款项确不相同，因而下笔时有些犹豫。[203]尽管多出的2万元并非由洪述祖直接争取而来，但筹划应夔丞面见袁世凯及索取款项主要由洪述祖操办，应夔丞自然不能一声不吭将2万元揣入兜中。至于二人如何瓜分，就不得而知了。不过，洪述祖后来与应夔丞合谋以购买所谓“宋犯骗案刑事提票”向中央索款时，曾在给应的密电中有“仍旧折三分一”之语，[204]则此次二人借中央收抚共进会之机所得款项，极有可能就是按照这个比例来瓜分的。至于瓜分基数为2万、3万、5万，还是其他数目，就不得而知了。《神州日报》曾引国民党某君说法，谓“据其所知，共进会各部应仅共给发彼等数千元，所谓领五万，十九皆应、洪朋分自肥”。[205]总之，二人合作谋利，至此首战告捷。经过此事后，应夔丞对政府之态度亦大为改变，刚到北京时，与友人同席，“谈次大骂现政府。越二三日，又同席，则应盛称当道功业，盖……得钱而遂满足”。[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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