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答案揭晓，洪、应所谓“激烈举动”或“激烈文章”，原来是要“向日本购孙黄宋劣史、黄与下女合像、警厅供钞、宋犯骗案刑事提票，用照片辑印十万册，拟从横滨发行”，以败坏国民党领袖声誉，从而达到打击国民党的目的，而洪、应则可借机向政府索取一笔巨款。洪述祖知道，采取这样的“激烈举动”，或做这样的“激烈文章”，是不可告人之事，因此在2月1日函末特别叮嘱应夔丞“阅后付丙”。[82]由“冬电”来看，应夔丞计划这样做的理由，是“东电所陈两纲，其一已有把握，虑被利用”，也就是说担心操弄宪法起草之举反被国民党方面利用，因此，为保险起见，已向日本购买“孙黄宋劣史”等，辑印10万册，拟从横滨发行，以损毁国民党领袖声誉，巩固政府方面支持者。应夔丞后来解释说，这样做是因为他看到国民党影响越来越大，自己“无力防阻党人”，因此欲“藉毁损其名誉，以杜一般社会之盲从，稍阻危机于一发”。[83]洪述祖则说，这样做“不过欲暴宋劣迹，毁宋名誉，使国民共弃去之，以破其党派专制之鬼蜮而已”。[84]但这样一来，洪、应对付国民党人的手法和内容就再次发生变化，由“文字鼓吹”与“金钱联合”操弄宪法起草，转为搜集所谓“劣史”，直接构陷国民党领袖人物。
为了让政府相信这样做有其必要性，应夔丞在“冬电”中不惜虚构、夸大事实，乃至以危言耸动政府。比如，电文首句以“孙、黄、黎、宋运动极烈”一语，来描述当时这几人“运动”正式大总统选举的严峻形势，但实际上黎元洪根本无意竞选正式大总统。早在1912年8月，德国《柏林日报》驻北京记者萨决曼就曾问黎元洪：“来岁正式政府成立，谁人将为大总统？副总统亦有意于此乎？”黎曰：“否。余不愿为大总统。余军人也，余愿仍服旧职，此人所望于余，余自忖亦能勉强承乏。至大总统一职，余友袁君将实膺之，余将竭余之全力以助。”[85]孙中山也早就表示自己无意竞选正式大总统。就在“冬电”发出前几天，即1月29日，孙中山在接见日本驻沪人员宗方小太郎时，还表示自己“断不肯担任总统”，又表示：“余个人相信，袁乃最稳妥之人物，故第一期总统以举彼为得策。”[86]在电末，应夔丞更以危词耸动政府，称：“内外多事，倘选举扰攘，国随以亡，补救已迟，及今千钧一发，急宜图维。”另外，电文谓“民党忽主举宋任总理”，同样与事实不符。实际上，宋教仁自1912年末以来就一直在湖南老家，直到1913年1月20日，方电告章士钊，将于1月21日到武汉。[87]而黄兴恰在宋教仁到武汉之前，辞去湖北铁路督办之职，紧接着就去了上海。[88]2月13日，宋教仁从武汉到达上海，这时孙中山已经到了日本。应夔丞发出“冬电”前一段时间，宋教仁与孙、黄等国民党主要领导人并不在一处，国民党不可能做出“忽主举宋任总理”的决定。事实上，就在“冬电”发出前几天，报纸仍然报道：“国民党则种种主张不一，首以黄氏为大总统，否则以黎氏为大总统，以黄氏为副总统，而实权为黄氏所握；再次则以袁氏为大总统，以黄氏为国务总理；如形势上有变更，万不得已时，则以宋氏为国务总理，维持势力。”[89]可见国民党并未确定宋任总理。
为了借机索款，应夔丞又绞尽脑汁编造了“已向日本购”得“孙黄宋劣史”等材料的曲折细节，向赵秉钧报告说，他的计划已经被孙中山知道了，孙中山要黄兴遣“马姓”到日本重资买毁，他所派购得“劣史”者一方面向“马姓”索要30万元，另一方面“阳许阴尼”，在获得3万元后，又电告第三方要挟“马姓”，使得“马姓”顾此失彼，“虽百倍其价”，终于没能买毁“孙黄宋劣史”等。应又自夸，此事之所以能做得如此“变象万千”，使孙中山等“无计设法，无从捉摸”，是因为他曾在南京政府供事，知道孙中山“除空言邀誉外，直是无一政策”，黄、宋就更不值得一提了。应在“冬电”中说，购得“劣史”者向“马姓”索要30万元，实际上就是暗示赵秉钧，需要花30万元才能得到“孙黄宋劣史”等。然而，从后来情况看，政府并没有收到这些材料，事实上也根本没有这些材料。应夔丞说“拟从横滨发行”，其实是因为他心里知道，根本没有“劣史”可以购回国内，说“拟从横滨发行”不过是要掩人耳目。正因为是虚构的，所以我们将会看到，洪、应合作的这篇“激烈文章”，不久以后就无法写下去了。
在洪、应的构陷计划中，还有一点须格外注意，即该计划的诋毁对象虽然包括孙、黄、宋三人，但很显然，孙、黄只是陪衬，宋教仁才是主要目标。这是因为，同盟会于1912年8月改组为国民党主要是在宋教仁积极努力下完成的，其后孙中山以主要精力从事于“社会事业”，黄兴亦一度担任湖北铁路督办。唯有宋教仁仍以主要精力从事政治运动，大力宣讲其政党内阁主张，并为国会选举奔走呼号，舆论至有“在革命时代，宋实不如孙、黄，而在政党时代，虽孙、黄实不如宋也”之说。[90]应夔丞特别告诉赵秉钧“民党忽主举宋任总理”，其用心之险恶暴露无遗。在应夔丞看来，宋教仁是赵秉钧保住总理位置的最大威胁，因此他不惜虚构事实，特别提出此点，欲以此来激刺赵秉钧。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导致宋教仁成为应、洪陷害的主要目标，即宋教仁于1913年1月下旬到达武汉后，欲行“以黎制袁”之计，一度与黄兴极力运动黎元洪出选正式大总统，而由国民党人出任总理，掌握实权。但黎元洪最终拒绝，并将内情“和盘托出，尽情以电告袁总统，并自陈述衷情，甚不欲为总统”，导致宋教仁的计划失败。[91]“冬电”所谓“孙、黄、黎、宋运动极烈”，部分含义似即指此，而所谓“内外多事，倘选举扰攘”云云，也似有所指。不管怎样，宋教仁此时已经被洪、应视为“出头鸟”，其后来成为被刺目标，实在此构陷计划当中已露出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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