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冬电”，至公《刺宋案证据之研究》曾有一解释，谓：
此电乃洪、应勾结，谋挟制宋党，乃觅种种证据，其意盖欲献媚政府，为索款地步，以实行敲诈伎俩耳。临时政府成立以来，袁氏曲意敷衍民党，不独袁、黎沆瀣一气，无民党可言，即彼孙、黄、宋诸人，政府亦复供应不暇。若使意见差池，亦岂必藉欺骗证据，始能控驭。此电在法律上、事实上皆为洪、应二人自动之意思，不能指为政府之发动也。[92]
这种解释的第一层意思与“冬电”内容是相符的，第二层意思则意在为政府辩护，认为政府没有构陷“孙黄宋”的动机，洪、应所谋划“不能指为政府之发动”。然而，洪、应所谋划能否“指为政府之发动”，还要看政府接到“冬电”后是何态度，倘若政府不许洪、应干此勾当，则政府自然不能被视为发动者；倘若政府同意并催促洪、应实施计划，则政府当然就成为事实上的发动者。这一点将在后面讨论。
需要说明的是，关于2月1日、2日洪述祖致应夔丞函中“大题目”“激烈文章”“要紧文章”等语，当时及后来尚有多种解释，但均不着边际，不能成立。如《民立报》按语：“‘大题目总以做一篇激烈文章方有价值’云云，可知其谋杀之事，蓄心久已。”[93]《国民月刊》按语：“做一篇‘激烈文章’者，盖谋杀伟人之初意也。鬼蜮伎俩，暗杀行为，已流露于兹矣。”[94]此二说皆失之主观武断。《中华民报》按语：“云‘大题目总以做一篇激烈文章方有价值’云云，则可知其必为谋杀之举。”[95]同样系武断之言。又说：“‘要紧文章已略露一句’，即谋杀之意已示知于应犯之谓。”[96]则张冠李戴，将洪在赵前将“要紧文章已略露一句”，误为洪将“要紧文章”向应“略露一句”。近人陶菊隐、方祖燊、何泽福等也错解其意为杀宋。如陶认为，“洪屡次打电报催应‘做一篇激烈文章’，就是催他提前动手的隐语”。[97]方认为，“‘激烈文章’，谓暗杀宋教仁”，“‘已略露一句’，洪谓已向袁、赵微露其暗杀计划”。[98]何认为，“所谓‘紧要文章’，‘激烈举动’，即指暗杀之事，这是袁世凯正式暗示要杀害宋教仁的开端”。[99]此外，袁世凯方面之《大自由报》所登“冷眼先生”《宋案证据姑记录》，在2月1日函后有按语道：“右证实洪要应之始，语内尚无一定主张，并未定将谋谁氏者。”[100]而事实是，洪、应早已密谋妥当，倾陷对象也早已确定。《时事新报》所登“超然百姓姚之鹤”文则云：“按所谓‘大题目’者，不知何所指，周内派确指为必系谋杀之举，愚虽不敢绝对赞成其说（盖当时尚有别种谣言，安知非此辈所为），然此等宵小聚谋，何所不至，其必非正当行为，固可必也。惟未得确实凭证，不便硬坐耳。”[101]显然也是貌似谨慎，实则不明就里之谈。
最有意思的是，刺宋案发生后，赵秉钧发表自辩“勘电”，谓“大题目总以做一篇激烈文章方有价值”之语，系洪述祖“藉解散欢迎国会以恐吓政府”，而“须于题前迳密电老赵索一数目”之语，则为洪“以解散该团自任，以便其私图。是时正沪上欢迎国会团发起之初，马迹蛛丝，尚堪寻索。”[102]前句解释尚有些许道理，因为洪、应二人所设计的“激烈文章”确有以危词耸动政府之意，但“勘电”故意不提洪述祖以怎样的“激烈文章”恐吓政府。后句云洪“以解散该团自任，以便其私图”云云，则掩盖了解散欢迎国会团实由政府主导的事实，政府若不打算解散该团，又怎会派洪为特使南下？更有意思的是，在北大历史学系所藏宋案密档中，有一份《宋案证据政府逐条辨明书底稿》，[103]其中写道：
方是团之发生，曾以团中名单及《宣言书》径致国务院。是时政府莫名其妙，而咸以该团影响统一甚大，听之不可，干涉之又有不能，而应、洪辈乃时以解散之责自任。而不知是团之发生，乃正应、洪辈所发生，欲阳以恫吓政府，而阴则假以讹诈钱财也。政府不察，堕其术中，亦已傎矣。观电文中做“激烈文章”“方有价值”及密电“索一数目”等语，即指《欢迎国会团宣言书》也。其假术售奸之情状，已不必燃犀而可睹矣。[104]
当时报纸亦有将“激烈文章”解释为《欢迎国会团宣言书》者，认为是洪、应合演的双簧。如《时事新报》称：“该团与应通气，洪亦知之，故洪与应电谓须有‘激烈文章’，乃能索价，按其月日，正《欢迎团宣言书》发表前后之时也。”[105]《新纪元报》则谓：“上海欢迎国会团于二月中旬发表宣言书，应实阴与通谋，外面故猖狂论，以警政府，里面令洪以调停为名，向政府索钱。所谓‘激烈文章’，所谓‘价值’，及所书月日合之，当时情状丝毫不爽。”又云：“所谓‘要紧文章’，即指欢迎国会团事，所谓‘略露’，即指暗告政府，而所露之一句，即‘必有激烈举动’六字，言已暗告政府上海欢迎国会团必有激烈举动，不可不防，于是而下面索款之言可以牵入。前后针锋，遥遥相对，阅者正可玩味得之。”[106]然而，事实是，《欢迎国会团宣言书》早在1913年1月1日该团宣告成立时便已发表，而北大历史学系所藏袁氏密档中之《欢迎国会团第一次宣言书并驳书》又告诉我们，政府对于该团来历其实是清楚的，因该宣言书后明明写着发起人为何海鸣、尹仲材、李元箸、张汉英、江镇三等，与应、洪并无关系。[107]政府辨明书却说接到宣言书“莫名奇妙”，并说该团之发生“乃正应、洪辈所为”，“激烈文章”就是宣言书，可见政府一方面故意隐瞒解散国会团之真相，另一方面采取移花接木办法，将构陷“孙黄宋”之“激烈文章”与《欢迎国会团宣言书》混为一谈，并将构陷“孙黄宋”的责任完全推到洪、应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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