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说起来，宋朝有过一些儒将，然而像张亢这样科举正途出身的文官，真正投身军伍，并带兵出没战场者，却并不多见。可比肩者不过有：上官正、景泰、刘平、郭谘等数人，但无疑以张亢事迹最为突出，堪称儒将代表。就张亢从军及仕宦经历来看，却令人感到宋朝对文臣从军角色的期待，与漠视其前途和归宿之间的矛盾，纵是具有良将之才，也概莫能外。
这就要追溯到宋朝开国以来的根子。唐末五代武夫悍将称雄，兵变不已，宋太祖登基后，遂厉行收兵权。自宋太宗进一步钳制武将以来，猜忌、防范将帅掌权，已成执政集团的共识。清人王船山指出：宋朝所忌者，“宣力之武臣耳，非偷生邀宠之文士也”。这话当然不无偏激之处，文臣也非都贪生怕死。到了第三代的宋真宗朝，特别是第四代的宋仁宗朝，还逐步实施“以文驭武”的举措，就是中央军事决策归文官大臣，前线作战也由文臣指挥武将。这就对文官士大夫们赋予更大的责任，也形成了对文臣投身军职的某种期许，肩负儒家治国理念和道德标准的文士统军，应当更符合宋朝的长远利益。宋仁宗朝与西夏大规模战争爆发后，由于武臣的精神和素质状态普遍欠佳，将帅乏人，这种要求就更显得紧迫。于是，宋廷鼓励文臣转换武官，可是因为长期文尊武卑氛围的影响，收效不显，主动响应者寥寥。
张亢满怀“功名自在马上取”的志向投军，不曾想却置身于矛盾复杂的环境之中。先是，从军久了其身份便与武夫无异，遭到文臣轻视，似乎已是非我族类。其率直的性情，也往往成为讥讽的把柄。有一事可以说明：军卒出身的杨景宗因有外戚背景，官至观察使了，仍横暴无赖，动辄挥棒打人，绰号“杨骨槌”。一天，杨景宗对张亢老兄张奎说：你老弟十分可爱，只是性子粗疏。张奎听罢怏怏不悦，回家后就指责乃弟：你本是士人，服膺名教，不知干了何等事，竟让杨骨槌那般俗人也嫌你粗疏。此外，作为前线将帅竟不能享有足够的自主权，处处受到各种条规的牵制约束，不仅“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古训无人理睬，甚至一些文官大臣还能随意打击报复。看起来，朝廷虽有用儒将统军的深刻用心，但缺乏有力保障举措，以至于一些官员拘泥常规条令，致使借重儒将的深意流于形式。
无独有偶，到了第五代的宋英宗朝年月，又发生了类似之事。与张亢出身差不多的泾原路副都总管（因避英宗名讳，都部署改名都总管）刘几，在某次军事行动中，遭到渭州代理知州陈述古的无理打击。事后双方都向上面告状，有人遂告发刘几滥用公使钱。朝廷又是下诏审问刘几，并令他到长安接受处罚。御史中丞贾黯颇为清醒，联想到以往张亢的不幸，于是对这一处置做法提出异议：国家任用将帅，当责以御边成效，不应以细小过失随意苛责，当年对待张亢等人已何其失策，如今还要重蹈如此覆辙吗？宋英宗算是采纳贾黯的意见，赦免了刘几，但仍将其调离本地。由此可见，张亢的遭遇还在延续，固然有范仲淹、贾黯等人能体会任用儒将的用意，并理解儒将在前线的处境，然而其呼声毕竟还是太弱，无法改变大多数文官由歧视武臣到漠视儒将的现实。
宋廷终于陷入不能自拔的怪圈，既不能信任武夫悍将，放手其指挥用兵，而对于文臣出身的儒将，竟同样无法信赖，最终也不能给予晋身坦途。张亢固然归宿可悲，其实前后又有谁人因此显达？这就不能不引起后世的怀疑：宋朝是否真心重用儒将，又是否真正需要儒将？简单地回答自然是困难的。宋朝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看似与当政者的初衷背离，其实关键依然在于内敛型执政集团对兵权的过分控制，当然也与保守政治下官僚主流意识中的墨守成规有关。岁月流转，南宋时边防更为残破，名士叶适痛心疾首，对开国以来的路线批判道：本朝过分汲取唐末五代兵祸教训，所以定制规矩，“细者愈细，密者愈密，摇手举足，辄有法禁”，而又大力推崇儒术文教，以至于“人心日柔，士气日惰，人才日弱”。这就部分道出以张亢为代表的儒将，其无奈归宿的原因所在。由此，不觉使人想到宋代诗人张孝祥的《六州歌头》，“念腰中箭，匣中剑，空埃蠹，竟何成！时易失，心徒壮，岁将零，渺神京”之句。
公元1061年初秋的一天，在徐州城里，临终前的张亢是否后悔过选择从军之路，又是否反思过自己儒将角色的意义，还是否流露过壮志未酬的遗憾？这些都已不得而知。唯一清楚的史实是，张亢不是怀着无比的军功殊荣入土为安，而是带着许多的指责离开人世。
大帅狄青
公元1057年农历三月间，正是北宋嘉祐二年的暮春时节，中原大地草木葱翠，和风扑面，碎花摇曳，流莺飞舞。当此万物一派生机之际，在京师南面的陈州（今河南淮阳县）州城内，一位时年50岁的强壮生命却告别了人世。此人就是当地的长官狄青，上任才半年左右时光。
这位狄青本是宋朝开国以来少有的名将，戎马一生，南征北战，屡立战功，曾做过朝廷的最高军政首脑职务。但正当壮年的他，最终却死在与军旅无涉的地方官任内，着实是件令后人费解的事。要说原委，一切还得从头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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