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海外贸易同步发展的，还有华人的第一波移民浪潮。中国人开始在东南亚一带广泛定居，华商的势力主宰了太平洋和印度洋，并且形成了部分“准政权”性质的小王国，假以时日，东南亚地区将完全可能实现“王化”，成为中国进军全球的桥头堡和基地。
但是，朱元璋的海禁政策，打断了这一进程。而郑和下西洋，则从根本上铲除了中华势力在海洋上的扩张。
根据《明史》的记载，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一是“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二是“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这也是被后世大多数人所公认的两大目的。
惠帝就是建文帝朱允炆，明朝的第二任皇帝，朱元璋之孙，朱棣之侄。朱元璋死后，朱允炆即位，大力削藩，藩王中势力最大的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为名，起兵“靖难”，经过多年血战，攻占首都南京。惠帝的下落成了一个千古之迷，有的说是被烧死，有的说是外逃。《明史》所采用的，就是“外逃”说，追寻惠帝的下落，就成了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之一。但是，一个早已失去了地位和追随者的下岗皇帝，究竟是否值得如此大动干戈，还是个疑问。
“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的目的，相对比较靠谱。明成祖朱棣本人是朱元璋诸子中武功最佳者，在长期驻守北平的过程中，他成为对抗蒙古人的中流砥柱，而他之所以能夺位成功，也是依靠其强大的武装力量，真正是“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实践者。登基前后，“耀兵”一直是他内政外交的基石，而通过“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不仅能以“万邦来朝”的盛况增强他的合法性，也能直接和间接地打击任何敢于挑战其权威的反对势力。
朱元璋在洪武元年（1368），就确定了“不征异国”的国策，此后更是宣布了15个“不征之国”，包括朝鲜、越南、日本等，“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明太祖实录》）。明成祖虽然继承了这一传统，但并非意味着不需要“耀兵异域”，恰恰相反，“耀兵异域”的威慑作用，才是确保“彼不为中国患者”的前提，郑和的庞大舰队，就成为这种威慑力量的最好载体。
梁启超在其著作《郑和传》中说：“成祖（朱棣）以雄才大略，承高帝（朱元璋）之后，天下初定，国力大充，乃思扬威德于域外，此其与汉孝武、唐太宗之时代正相类。成祖既北定鞑靼，耀兵于乌梁海以西，西辟乌斯藏，以法号羁縻其酋；南戡越南，夷为郡县，陆运之盛，几追汉、唐，乃更进而树威于新国。郑和之业，其主动者，实绝世英主明成祖其人也。”
郑和下西洋的“耀兵异域”，与朱元璋倡导的海禁政策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其本质上完全相仿：那就是将一切可能的反对势力彻底扼杀在萌芽状态，确保政权的安宁。这一表面上看十分开放的行为，其幕后实际上是同样的保守动机，因此，在派遣郑和的同时，朱棣会颁布对于“执迷不悛”的海外华侨“命将发兵，悉行剿戮”的全球追杀令，并将倒霉的陈祖义押上了断头台。
民族去势
在这种“金元外交”的思路之下，所谓的“贸易”也成了“金元外贸”。市舶司则从“海关”，变成了“统战部”，扮演着散财童子的角色——如同郑和一般。
常见的说法，认为郑和下西洋拓展了中外的贸易交流。而实际上，郑和下西洋恰恰是摧毁了宋元两代数百年来积累的中国商业文明和全球贸易体系。
郑和自己曾说，出使下西洋就是“赍币往赉之，所以宣德化而柔远人也”（《天妃灵应之记碑》）。在这种“金元外交”的思路之下，所谓的“贸易”也成了“金元外贸”。根据《永乐实录》记载，当时苏门达腊与柯枝（今印度科钦）等地胡椒每百斤价格约1两白银，明政府在《给赐番夷通例》中却规定，每百斤胡椒的采购价为20两，这种慷慨令世界瞠目。即便是“出了朱皇帝”的龙兴之地凤阳，农户们也从未有机会享受这种超常规的“政府保护价”。
“厚往薄来”的政策，在郑和下西洋中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每到一地，郑和便“昭示思威”、“普赉天下”，大把撒钱，同时要求各国“知正朔”、“奉天道”、“尊事中国”、“勉图勿怠”。这等于是用金钱买到了一群“小弟”、买到了当“老大”的面子。东南亚最需要的中国产品，比如茶叶、丝绸、瓷器，郑和无偿或低价地到处送，当然主要是送给当地的贵族和头人，大搞政府公关；而中国所需要的东南亚产品，比如香料，郑和就以远高于市场价的价格收购。当然，郑和还大量采集奇珍异宝，将航行变成一次奢侈品购物游，提升了其面子工程、形象工程的含量。无论“买”还是“卖”，在郑和的强大游资介入后，市场秩序完全被扰乱乃至丧失，纯正的商业自此崩溃。
“厚往薄来”，当然不是平等互利的商业，而是颇具中国特色的“赍赐经济”。大明朝的老百姓勒紧裤腰带，支撑起了帝国的虚幻的脸面。而已经形成并运行了数百年的中外商贸体系，被郑和切断了命根子，遍布东南亚的华商因此遭受致命的打击，如果不想方设法挤入这一荒诞的免费派对，就只能下海当“海盗”了。 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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