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表说的“除一许二，增一五峰”，就是指许栋被灭后，反而为王直（五峰）的崛起扫清了道路。明帝国发现，他们接下来要对付的，是远超许栋的王直。中国的“海盗”——武装海商集团，即将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东海称王
王直的“五峰旗号”，成为大海上的通行证，海盗们不敢行劫，官军们一度也不会刁难……
逃出了炼狱般的双屿岛，王直在海上收拢余部，计有徐惟学、叶宗满、谢和、方廷助、毛海峰（即毛烈、王滶）、叶明、陈东、徐海、汪汝贤等数千人。王直率领他们在日本长崎的五岛列岛建立了根据地，其从子汪汝贤、养子毛海峰成为他的心腹。王直自己则在平户岛上定居，日本史学家估计，这应该是受到了当地领主松浦隆信的邀请，以便与王直共同拓展海外贸易。
在日本逐渐站稳脚跟之后，王直转变了战略，积极向组织靠拢，协助官军攻击别的海上武装集团（“倭寇”），一则搞好政府公关，二则扩大自己的势力。
根据其后来在狱中所写的《自明疏》，他的功劳有：
——嘉靖二十九年（1550），“海贼首卢七抢掳战船，直犯杭州。江头西兴坝堰，劫掠妇女财货，复出马迹山港停泊，臣即擒拿贼船一十三只，杀贼千余，生擒贼党七名，被掳妇女二口，解送定海卫掌印指挥李寿，送巡按衙门” 。
——嘉靖三十年（1551），“大伙贼首陈四在海，官兵不能拒敌，海道衙门委宁波府唐通判、张把总托臣剿获，得陈四等一百六十四名，被掳妇女一十二口，烧毁大船七只，小船二十只，解丁海道” 。
——嘉靖三十一年（1552），“倭贼攻围舟山所城，军民告急，李海道差把总指挥张四维会臣救解，杀追倭船二只” 。
……
这其中，王直所说的“陈四”，其实并非“大伙贼首”，陈四所在集团的首领是其叔父陈思盼。陈思盼是王直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其基地设在横港，当王直船队经过时，“屡被邀劫”（明代王世贞《玄览堂丛书续集·倭志》）。这一年（1551），有位王姓海商率船20艘到浙江海面进行贸易，拒绝了陈思盼的入伙邀请，结果，陈思盼“谋杀王船主，遂夺其船，其党不平，潜与直通，欲害思盼”，王直于是设计，在陈思盼寿宴之日“内外夹击，杀思盼，擒其侄陈四……余党悉归直”（《明书》卷162）。
这一战实际上是王直奠定自己东海之王的关键一战，他在舟山的重要军港和商港之一的“沥港”（烈港、冽港）获得了重要的基地，“由是海上之寇，非受王直节制者,不得自存，而直之名始振聋海舶矣”（《筹海图编》卷５）。王直集团成为太平洋上最为强大的武装海商集团。 图2 3 4 5 6
此时，王直以“杀思盼为功，叩关献捷求通市”（《筹海图编》），希望朝廷开放海禁。虽然王直甘当海上“联防队”和“城管”，主动为政府承担了艰难的“抗倭”重任，在海洋上建立了秩序，地方官员也默认了他在走私贸易中的地位。此时，王直的“五峰旗号”，成为大海上的通行证，海盗们不敢行劫，官军们不会刁难，行动自由。
但是，好景不长，朝廷绝不允许“卧榻之侧”还有个“鼾睡”的“他人”。于是，嘉靖三十二年（1553），俞大猷等“驱舟师数千”围攻沥港，王直再度率部突围，逃往日本。
在日本淞浦津，王直干脆宣布称王建制，自称“净海王”，后改称“徽王”，“服色旌旗拟王者，部署官属，咸有封号，控制要害，三十六岛之夷，皆听指挥”(《明书·王直传》)。
稳定下来后，王直的生意越做越大，“凡五六年间，致富不赀，夷人信服，皆称‘五峰舡主’”，“威望大著,人共奔之”。投奔他的人群，不仅有普通百姓，甚至还包括“边卫之官”,“一呼即往，自以为荣”（明代万表《玩鹿亭稿》）。
在日本站稳脚跟后，“净海王”王直率军反击，巨舰百余艘“蔽海而来,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海寇议后》），“联舫一百二十步容二干人。以木为城、为楼槽，四门其上，可驰马往来”（《筹海图编》），“官军莫敢撄其锋”,“纵横往来,如入无人之境”（《海寇议后》）。
无奈之下，明帝国将捉拿王直的赏格提升到了“万金”加“伯爵”：“有能主设奇谋，生擒王直者，封伯，予万金。”（《胡默林行实》、明代茅坤《海寇后编》）
“隆庆开关”
恶法出刁民，内外交易本是国家“生理之常”，“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于是转而为寇，海禁愈严，贼伙愈盛”。隆庆年实行了全面改革开放，于是倭患消解，经济发展……
令明帝国相当尴尬是，王直这位“倭寇”却在民间“威望大著，人共奔走之。或馈时鲜，或馈酒米，或献子女”(《明书·王直传》) 。即使在浙江省城杭州，王直也建立了庞大的运营网络，“杭城歇客之家，明知海贼，贪其厚利，任其堆货，且为之打点护送”(万表《海寇议前》)，胡宗宪就曾感慨:“倭奴拥众而来，动以千万计，非能自至也，由内地奸人接济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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