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朱棣刚刚夺得政权的时候，就发布了一个诏令：对“蕃国之人”，比较客气，要求“各还本土，欲来朝者，当加赐资遣还”。而针对侨居海外的中国“流民”，则十分严厉：“中国之人逃匿在彼者，咸赦前过，稗复本业，永为良民，若仍恃险远，执迷不悛，则命将发兵，悉行剿戮，悔将无及。” (《明太宗实录》) 图2
这种“虽远必诛”的强硬立场，曾在汉初出现过，但那是针对匈奴外敌的，所谓“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如今，朱棣的“虽远必诛”，其矛头却是指向海外同胞，并且，对待土著招抚为主、对待侨胞镇压为主。
严厉的追杀令，只唤回了800多海外流民，更多的人依然选择了用脚投票，飘零海外。经过宋元两代数百年的海外开拓，华人已经在东南亚建立了相当的政商势力，而明代立国后的海禁政策，驱使更多的沿海居民投奔怒海，客观上反而壮大了海外华人势力。 图18
其实，安土重迁的中国百姓，飘零海外也是无奈选择，如同一部海洋版的“逼上梁山”。
朱元璋“片板不得入海”的严厉海禁政策，正式颁布于洪武四年（1371）。此前，刚刚立国的明朝还继承了元朝的政策，维持着与海外诸国的贸易。但不久，朱元璋就先后撤除泉州、明州等市舶司，并且严禁一切私人海外贸易。其原因，就在于朱元璋认为贸易、尤其是海外贸易，导致沿海民众经常出洋，长期脱离了政府的管辖和控制，是破坏大明国安定团结的不稳定因素。《大明律》规定：“凡将马、牛、军需、铁器、铜钱、缎匹、纱绢、丝绵，私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物货船车并入官……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纹。因而走泄事情者斩。”
朱元璋的宏伟理想，是将全国变成一个大村庄，以农立国，不因富裕而生异心，不因迁徙而生动乱。他不仅颁布海禁，实际上也实行“陆禁”。根据大明律，任何人要离开自己的户口所在地，都必须先向政府申请通行证（“路引”）。路引上标明外出者的年龄籍贯，外出理由和目的地以及出门和归来时间。而离乡不回的“逸夫”，其刑罚就是死刑。全国民众都被捆绑在户口和土地的枷锁下，大明国其实就是一个大型劳改农场。
海禁的最初动机，是为了维护新政权的稳定。明朝建立时，倭寇在中国沿海肆虐，而当年与朱元璋争夺天下的方国珍残部，大多下海。此后，又发生了所谓胡惟庸谋反案，宁波卫指挥林贤从日本借兵，日本使者则借进贡巨烛的机会，暗藏兵器，案发后，朱元璋下令断绝了日本朝贡。因此，明朝“禁海之例，始因倭夷违谕而来，继恨林贤巨烛之变，故欲闭绝之，非以通商不便也”（《续文献通考》）。
到了洪武二十七年（1394），朱元璋进一步收紧了海禁，“严禁私下诸番互市者”。“沿海之人往往私下诸番贸易香货， 因引蛮夷为盗， 命礼部严禁绝之，违者必置之重法。凡番香番货皆不许贩窝，其见有者， 限以二月销尽。”（《续文献通考》）“上以海外诸夷多诈， 绝其往来， 唯琉球、真腊、退罗许人贡。”（《明太祖实录》）政府同时并且鼓励检举揭发，举报者可获得“犯人家资之半”，而隐匿不报者，也要严厉处置，掀起了海禁的群众运动。
一刀切的政令，试图以牺牲沿海的民生作为稳定的代价。东南沿海往往地少人多，实际上不可能依赖单纯的农业。比如福建，“田不供食， 以海为生，以津舶为家者， 十而九也。” （《天下郡国利病书》）
民众们祖祖辈辈靠海吃海，突然“被”政策性下岗，原来的渔业、商业都被紧急“关停并转”，政府却又难以解决再就业的安置问题，这就逼迫沿海民众面临陈胜、吴广般的“进亦死、退亦死”的囚徒选择。
下岗转型
政府的高压，几乎使“海盗”成为沿海民众再就业的唯一出路，中国的“海盗”们，写在旗帜上的都是谦卑的祈求，平安、温饱，草根阶级最为渺小而琐碎的“梦想”。
老百姓吃饭的问题，从来都比天还大，政府如果无法解决，民众就会自行解决，这背后“看不见的手”，不光来自市场，更来自人类求生存的天赋本能。“私通者， 商也。官市不开， 私市不止，自然之势也。”（《明经世丈编》）“非往来海中则不得食，故民贫而盗愈起。……一旦戒严不得下水， 断其生路， 若辈悉健有力， 势不肯缚手困穷， 于是所在连结为寇， 溃裂以出。” (《东西洋考》)在海禁高压之下，“海商”断绝，“海盗”盛行，那是“以海为田”的沿海居民的唯一选择。
海禁并没有断绝海上贸易，只是将它们逼入了地下而已。
中国的对外贸易，原先主要依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调节，如今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横。立面理、引导并获得税赋的产业 插一杠，人为地减少了对国际市场的供给。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一下子全球紧缺，但是海外市场对“中国制造”的强劲需求却依然存在，因此使中国商品的“经销”——确切地说是“走私”——成为一个暴利行业，牛市奔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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