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市场风险也大大增加，尤其是中国国内的供应商们，必须冒着可能掉脑袋的危险。这迫使这条已经进入地下状态的产业链进行与时俱进的自我调整。最为显著的，就是商人们拿起了枪杆子，结成武装商团。
海禁政策引发的走私牛市行情，也加剧了传统的海盗活动，一些海盗集团，也凭借其军事上的优势，开始大力进入这一地下外贸网络，向“武装海商”方向发展。海禁政策的直接结果，就是催生了大量的海上武装集团，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被明帝国称为海盗或海贼。波涛之上，本来就是一个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丛林社会，枪杆子里面不光出政权，也出财富。 图6
明代二百多年，海患不断、海盗不止（包括实际上以华人为主的所谓“倭寇”），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政府的海禁政策一手刺激而成的。“海盗”这个词，在中文的语境中，是个贬义词，而对应的英文单词“Pirate”，却在西方并不一定代表着贬义。吊诡的是，明清两代中国“海盗”，所常用的旗帜，都是绘着神灵的色彩艳丽的旗帜，并非西方那种骷髅头加利刃、代表死亡的黑色旗帜。中国的所谓“海盗”们，写在旗帜上的都是谦卑的祈求，平安、温饱，都是些草根阶级最为渺小而琐碎的“梦想”，如此而已。
尽管只是混口饭吃，但流落异国他乡，谋生本就艰难，加上背靠着一个敌对的祖国，东南亚的华人早在朱元璋时代就发展出了不容小觑的武装力量。《明史》记载，在1373年（洪武六年），占城（今越南中部）国王就攻击了“自称元帅”的中国“海寇”张汝厚、林福，“贼魁溺死，获其舟二十艘，苏木七万斤”，可见其实力相当庞大。这种在本土之外发展出来的武装力量，本来是可以作为一个民族对外拓展生存空间的先锋乃至主力。西方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及英国都是如此，但是，中国却走向了完全相反的一条路。
明成祖朱棣在血雨腥风中夺得皇位之后，实际上继承了其父朱元璋的海禁政策，只是手法上翻新，不是单纯的“关门”，而是开门出击，打击海外的侨胞势力，对一切可能危及帝国及其本人地位的力量，“虽远必诛”。
这种从国际大视角进行“维稳”的思路，的确表明了朱棣的“英明天纵”，但对于整个民族而言，却未必是好事。
一盘棋局
无论是出于什么动机的合谋，郑和与施进卿联手做了一个“局”，为施进卿实现对旧港的完全控制扫平了最大的障碍。
与陈祖义同时在三佛齐称雄的梁道明，就成为明成祖朱棣“国际化维稳”的试点之一，幸运地避免被当做“海盗”除去的命运。
朱棣登基之初，指挥孙铉出使南洋， 遇到了梁道明的儿子及仆人，就将他们挟持回国。三年后，郑和正在准备下西洋，朱棣就派人带着那两名仆人，前往三佛齐，要求梁道明接受招抚。明朝派去的使节，是梁道明的广东同乡、“行人”谭胜受，及其属下千户杨信。图8
“行人”是明代的官职，正八品，归中央的“行人司”主管，行人的对外职责主要是册封藩属国的国王，奉旨诏谕、吊祭、赏赐，护送藩属国的使节回国等，对内则是在各地颁行诏敕、征聘贤才、奉旨吊祭、奖励官员、护送大臣等，或者在边疆奉旨招抚、册封土官、参与军务、伴送使者、奖励边疆功臣等。“行人”级别虽然不高，但地位十分重要，因此朝廷多选拔德能兼备的干部出任，与“中书”并称“中行”，是升官的捷径之一。
“行人”谭胜受的工作能力显然很强。在明帝国一手硬（以其子为人质）、一手软（派使节招抚）的工作下，梁道明顺利地接受了招抚，在其大臣陪同下，入朝参拜。根据《明史》记载，梁道明进京“贡方物”后，“受赐而还”；但根据明代张燮的《东西洋考》，梁道明到京朝贡后，滞留京城，并未回三佛齐，其权力暂时交给了副手施进卿，这就为不久后施进卿利用郑和的力量消灭陈祖义打下了伏笔。
此时的三佛齐，原国王已被爪哇诱杀，填补权力真空的，除了梁道明之外，还有陈祖义。梁、陈二人，各有拥立者。在郑和下西洋的前一年，梁、陈二人分别派遣自己的儿子梁观政、陈士良前来朝贡。根据《明史》的这一记载，似乎梁道明此时已经回到三佛齐，至于一年后的旧港之战中，为何他并未出现，而是副手施进卿唱了主角，史书上没有详细交代，其或许再度来华、或许已经亡故，也或许正如同张燮的《东西洋考》所说，他压根就没回三佛齐，而是一直待在南京。
在小小的三佛齐“山头”，出现了梁、陈两只“老虎”，这显然有些拥挤。从常理来说，一个分裂的藩属更有利于中央进行分而治之。根据更为靠谱的郑和助手马欢的记载，陈祖义此人“甚是豪横”，我们可以推测，这种“豪横”不仅是体现在对过往船只的劫掠（那也是强者“征税”而已），也完全可能体现在对明帝国的态度上，令不行、禁不止，不听话。
从有限的史料上看，明帝国册封了梁道明，却似乎并没有册封陈祖义——虽然他也遣子入贡。在梁、陈之间，明帝国选择了梁，如此，剿灭陈祖义也就顺理成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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