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曼先生喊道,“为什么克拉维钦科从不追随他呢?”
“那是另一个问题。你应当很清楚,《法兰西文艺报》断言书是一些流
亡俄国人写的!”伊扎尔反驳说。
“你为什么选择在法国进行这场诉讼?”诺德曼目光炯炯地盯着克拉维
钦科的眼睛,直截了当地质问。
“因为法国共产党值得警惕。”克拉维钦科毫不迟疑地回答说。
大厅里迸发出支持的掌声。然而被告席上,人们也不无欣喜。克拉维钦
科刚才过于冲动说的一番话不正是招供了他的反共阴谋吗?
1949年2月9日,星期三,诉讼第七天。
克拉维钦科的前妻戈尔诺娃夫人出庭作证:
“我最伤心的回忆,便是想起克拉维钦科曾是我的丈夫。我同他结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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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19岁,这是我一生中犯的最大错误。当我有孕在身的时候,他动不动便找
碴和我吵架,因为他不想要孩子,不断地逼我流产,我不知哭了多少回。他
打我,摔餐具,还时常喝得醉醺醺的……”
克拉维钦科用手指着前妻,叫嚷起来:
“别听信她的鬼话。她父亲是沙皇军队的旧军官,在大清洗中被抓了起
来,她站在那里并不是心甘情愿的。她是苏联警察制度的牺牲品,一个活生
生的例子。她在撒谎,因为她是被迫站在这里的。人们强迫她说违心的话。”
第二天,来自苏联的证人们继续出现在证人席上,其中有科利巴罗夫工
程师。他说:
“我是在克拉维钦科担任巴尔布莱斯克拖拉机厂厂长时认识他的。我受
命进行调查,因为工厂一团糟。我发现克拉维钦科涂改了统计表,贪污了巨
额款项。他被判处两年强制劳动,由于退赔了贪污的钱,被减刑一年。”
乔治·伊扎尔律师站了起来。
“我请求法庭考虑科利巴罗夫先生的这段证词,因为里面存在明显不合
逻辑之处。试想,如果克拉维钦科先生负责巴尔布莱斯克拖拉机厂的时候不
是干得非常出色,他怎么会成为苏联驻华盛顿采购团的代表呢?一个因贪污
而判刑的人后来竟被赋予如此的要职,这简直不可想象。唯一的解释是,科
利巴罗夫先生是在作伪证。”
另一位引人注目的苏联证人是红军的代表鲁登科将军。他说道:
“在作证之前,庭长先生,我想要说,我把克拉维钦科视为一个背叛祖
国的叛徒,一个战争罪犯。一个犯人不是作为被告,而是作为原告出现在法
庭上,这种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事情真是前所未闻……”
鲁登科接着说:
“克拉维钦科的言论被看成是同盟国阵营出现的第一条裂痕,受到了法
西斯分子的欢迎。德国人把他的话印成传单,投向我们的部队……德国人利
用叛徒的无耻诽谤企图瓦解我们的军心,而美国人为了准备一场新的战争,
需要一个反苏专家。苏联人民是爱好和平的。”
“不管怎么讲,你们还是攫取了东欧!”克拉维钦科喊道。
将军对他根本不屑一顾,继续自己的发言:
“我们与自然作斗争,让河流改道浇灌沙漠,让沼泽变为良田……”
“先把自由还给人民,再使从前的受压迫者成为国家的主人!”
庭审继续进行。原告方商也推出了更为有力的证人,她便是玛格丽待·布
贝——诺曼夫人,德国哲学家马尔丹·布贝前妻的女儿,德国共产党前政治
局成员海因茨·茨曼的遗孀。她用平淡的语调说:
“1931年,我丈夫希望用武力同国家社会主义作斗争,但这违背了党的
政治路线,他被赶出了德国共产党政治局。希特勒上台以后,我们亡命到了
瑞士,但恶运并没有结束,希特勒向瑞士要求引渡我丈夫,危急时刻,苏联
向我们提供了避难所……”
“莫斯科的气氛转眼变得令人窒息。1937年,我丈夫因为拒绝承认他以
前写的一本书中的 ‘政治错误’,被内务人民委员会逮捕了。自此之后,我
再也没有见到他。不久,我也被捕了,被视为 ‘社会危险分子’,判处在西
伯利亚服五年苦役。集中营很大,相当于两个丹麦那样大,那里没有高墙,
但根本不可能逃出去,试图逃跑的人最后都葬生在茫茫雪原里。”
“1940年,”诺曼夫人接着说,“德苏条约签订后,我被带到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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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告诉我,驱逐出境的决定取代了强制劳动的惩罚。我被押解到德国边境,
交给了党卫队。”
“我的同伴都是德国人或中欧人,其中有一个是曾任德国共产党机关报
编辑的匈牙利犹太人,一个被缺席判处死刑的年轻的德国共产党人,别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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