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双方都不服判决，所有的人都要求上诉。将近一年之后，1950年2月
8日，巴黎法院第11庭作出终审裁决。法院判定《法兰西文艺报》诽谤罪成
立，核准了5000法郎的罚金，但取消了损害赔偿，其理由裁决书解释如下：
“对于克拉维钦科先生，物质的损害是微不足道的。相反，由于各界对
诉讼的广泛报道使他的书的销售量激增。至于精神上的损害，法庭象征性地
判决1法郎的损害赔偿……”
【评析】
这件普通的诽谤案之所以轰动全球，是因为它触动了东西方不同意识形
态的神经，于是这个案子变成了一个政治案。对垒的双方针锋相对，互不相
让。法国、苏联、美国、英国、德国等国大批社会名人和律师先后登场，使
法庭辩论充满激烈的气氛。被告方之所以败诉，除了对不同意识形态所持的
态度所造成的原因外，缺乏证据可说是被告方法庭失利的关键因素。克拉维
钦科出示了 《我选择了自由》一书的俄文原稿，司法鉴定也表明了它的真实
性、有效性，而《法兰西文艺报》没有事实证据可推翻它。不过《法兰西文
艺报》也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在法庭上充分表达了自己的思想和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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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液贮存引来一起史无前例的官司
案情梗概
巴黎克里代伊民事法庭审理一桩法国司法史上空前的“奇案”：原告科
丽亚娜要求一家“精液银行”归还其丈夫生前留下的精液，使她能通过人工
授精的方法，实现她和丈夫“身后留子”的愿望。
此事要追溯列 1981年底。马赛姑娘科丽亚娜结识了在警察局工作的阿
兰。两人一见钟情，热恋、新婚，如胶似漆。不幸，在一次体检中，身强力
壮的阿兰被查出身患睾丸癌，必须作切除手术，同时辅以化疗、放射疗法，
但这会使阿兰从此失去生育能力。阿兰身为独子，不愿从自己这一代中断“香
火”，便遵照医生建议，并征得妻子同意，来到巴黎的“精液研究和贮存中
心”，签下了一项精液贮存契约。1982牟6月，阿兰接受了第二次手术后，
经过疗养，身体状况一度好转，甚至重返工作岗位，正当夫妇俩乐观地憧憬
着未来，渴望早日实现“生子”愿望的时候，阿兰的病情突然恶化，于1982
年圣诞节离开人世。
悲痛之余， 23岁的科丽亚娜下定决心，不惜任何代价要生育阿兰没有
来得及看到的孩子，认为这将是她对亡夫的“最好的怀念”。阿兰的双亲对
儿媳的打算完全赞同，但“贮存中心”却断然拒绝，理由很简单：人工授精
须经夫妻双方同意，缺一不可。尽管阿兰过去曾有此表示，但人已去世，死
无对证，除非得到卫生部的特许。
此案可说“史无前例”，卫生部也不敢拍板，干脆置之不理。于是，在
坐等了六个月毫无结果的情况下，科丽亚娜决定向法院起诉，并聘请巴黎一
位有名的隆巴尔律师帮她打官司。
科丽亚娜的代理人隆巴尔素有“攻无不克”、“失望中见希望”的声誉，
他在法庭上声称：科丽亚娜的要求完全合法，有充足的理由应得到满足。隆
巴尔说：“科丽亚娜的已故丈夫阿兰在贮存精子时，在‘贮存中心’签下的
是 ‘寄存契约’，而不是一种任何形式的捐献。根据法国现行民法第1932
条规定， ‘受托人必须将收管的物品原件奉还’。阿兰死后，科丽亚娜拥有
合法的继承权，更何况，对科丽亚娜来说，这个放在冷藏库里的 ‘试管’是
她丈夫留下的最 ‘宝贵的遗产’，‘贮存中心’的扣压行为是非法的。”
这桩“奇案”引起了法国司法界和舆论界的普遍注意，成了人们瞩目的
一件大事。不少人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在法学家眼里，世界可以
划分为两大范畴：人与财物 （其中包括动产与不动产），那么精液该划归哪
一类呢？这个假设中的“孩子”的法律地位又该如何确定？显然，他应属合
法的婚生子女，但又不完全是，因为在受孕之前男方已经死去，可是又留下
了可以生存的精液。一些心理学家担心，用死者的精液进行生殖，意味着孩
子在投胎之前已命中注定要当孤儿，这对于未来的孩子将产生何种影响和社
会压力？一些伦理学家指出，现在的冷冻技术可以将精液保存几个世纪，那
么将来可能出现年龄相差几百岁的同父异母兄弟或姐妹，传统的“一代接一
代”的概念将被打破。还有人忧虑，人工授精的进步会不会剥夺某些人的生
育权而把优生学推到不可思议的地步……
争论归争论，可在法庭上，谁也没能驳倒隆巴尔的辩护。换言之，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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