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的因果关系……被告人蒲连升、王明成的多次供述以及大量的证人证言，
均已证明了病人夏素文的肝硬化已到晚期，死亡将不可避免……。而夏素文
两次接受药物总量仅为87.5mg。这个剂量比照药典的正常治疗给药剂量（25
—50mg/次及100—200mg/日）仍在正常允许范围。还应看到，患者最后一次
接受50mg冬眠灵的时间距死亡时间间隔14小时，而此时药物的最强作用时
间已经过去，结合患者死亡过程中始终没有呼吸抑制及血压下降，与之相反，
患者体温却异常升高，这种表现与冬眠灵的药理作用难以吻合，可见夏之死
并非由此直接引起。
二、对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1990）1号《法医学文证审查（死因分析）
意见书》（以下简称《意见书》）的评价
总的说来，《意见书》对本案的鉴定是客观公正的。尤其是在“案情摘
要”、“病历摘抄”、“调查补充材料”及“死亡经过”等事实的认定上，
是较为全面客观和无可挑剔的。但是，《意见书》也存在个别用语不够严谨
和以推理代替事实的地方……
然而遗憾的是，在《意见书》最后结论中，却出现了“冬眠灵仅加深了
患者的昏迷程度”的字眼。在这里，鉴定人员从前边的“可加深”一语中推
断出了“仅加深”的结论，在字义上就发生了质的变化。“可”者，仅仅是
一种可能，而“可能”并不等于“必然”。但“仅加深”一词，其含义就不
一样了。它至少起了点“加深患者昏迷，促进死亡的作用”。我认为，鉴定
人犯了一个“将可能当作必然”的逻辑错误，违背了逻辑学的充足理由律，
也与《意见书》在前面分析的病人在临终前的表现“与冬眠灵的药理作用难
以吻合”的结论自相矛盾。本案的真实情形是：①两次用冬眠灵在一个很安
全的系数范围内；②两针所间隔的时间前后6小时，而该药在体内的维持时
间也正好是6个小时左右 （见《新编药物学》第12版第239页）；③第1
次用药后，并没发现病人有任何不良反应；④在第二次用药后，经过了 14
个小时病人才死亡。而在这14小时中，也没发现有任何与冬眠灵可以相吻合
的临床表现。请问在这种情况下，怎能断定“冬眠灵促进了病人的死亡”呢？
在这里，我提请法庭注意，我国的法律规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决不能
以推理为依据，何况这种推理在逻辑上也是错误的。
三、起诉书适用法律不当，混淆了罪与非罪的界限
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实施了“违背我国法律的安乐死”，实际上并非“安
乐死”所致，即使病人的死是由于“安乐死”所致，我认为，被告人也是无
罪的。
首先，我国现行的法律虽未对“安乐死”作出认可，但也没有明文禁止。
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最本质特征，是区分罪与非罪的重要标志，如
果一种行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甚至对社会有利，那么就缺乏犯罪的基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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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因此，这种行为就是无罪的。本案中，被告人蒲连升只是为了减轻一个
无可救药、生命垂危的病人临死时的痛苦，采取了一些人道主义的措施，根
本就谈不上什么社会危害性。
其次，我国法律规定，犯罪必须同时具备主客观要件。作为杀人罪，在
主观构成上必须具有杀人的故意，才能构成。而本案的被告人，从其主观心
理状态来看，没有丝毫的“杀人”故意，他们的目的动机是非常明确的，无
论是家属王明成，还是当医生的蒲连升，他们的目的就是一个：减轻病人的
痛苦，如此而已！何况解除病人痛苦本来就是医生的职责。一个医生在自己
的职责范围内工作，何罪之有？
综上所述，我认为，本案并不是“安乐死”案件，夏素文的死与被告蒲
连升的行为无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被告人不负任何刑事责任；即使这是
一起“安乐死”事件，也并不违法，因为“安乐死”行为不仅不具备社会危
害性，而且对社会有利，因此不构成犯罪。
（一审判决后，检察院提出抗诉。二审维持原判）
【评析】
这场法庭辩论是由我国首例“安乐死”杀人案引起的，由于“安乐死”
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且尚未被我国法律认可，所以该案引起广泛的关注，自
是理所应当的事。但为“安乐死”张目正名，却并不是律师的目的，于是作
为被告辩护律师的张赞宁，其实首先是避开了“安乐死”这个敏感的话题，
以免引起一些不必要的争论，而使案件的审理搁浅。他首先用事实和医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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